一、前言
19世纪初，joseph fourier 发现大气气体能够圈住太阳放射出来的热量。到1873年，john tyndall 已经通过实验确定了大气中的h2o（水）和co2（二氧化碳）是两种使全球气温变暖最重要的气体。目前，一致认为使全球变暖的六大气体是：co2（二氧化碳），ch4(甲烷)，n2o(一氧化二氮，即笑气），sf6（六氟化硫)，氢氟烃，全氟化碳。然而，直到20世纪co2在全球气温变暖进程中的作用才真正被人类认识(arrhenius,1908；sample, 2005；weart, 2006)。至今，依旧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诸如自然环境如何吸收co2 (humphreys, 1920；hulburt, 1931), 在生产co2过程中人类行为和自然过程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crawford,1996)。1958年charles keeling在南极洲和夏威夷开始精确测量co2浓度时投入产出分析，在研究co2排放和全球变暖之间关系时出现了重大进展，这些较为准确的测量数据为接下来10年进一步研究其对气候的变化奠定了基础(lovelock, 2006)。
carbon emission（碳排放）一词最早出现于“man’s emission of carbon dioxide into the atmosphere(1967)”一文中，指出二氧化碳是迄今为止人类活动中产生的含量最多的大气气体，尽管这种方式排放的气体量大约只占大自然产生的2%，但是已经打破了大自然平衡。计算结果表明由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几乎全部来源于燃烧过程，其中超过90%源自于化石燃料的燃烧。作为过去最被广泛使用的单一燃料——煤，已经相继由石油及其制品和天然气予以替代[1]。
最近十年来，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已经变成国内外的一个热点研究课题[2]。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断增长，化石燃料消费量不断加大，致使环境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日趋增加。在影响一国经济结构的因素中，对外贸易是主要的因素，并且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porter1990；oecd 1997)。因此，本文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出口贸易与碳排放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期能为该课题的进一步研究找到新启示。
二、出口贸易中的碳排放概念
目前，相关研究或是从“内含能源”的角度，即隐含碳，或是从“出口碳”、“出口排放”、“碳连锁”等其他角度，揭示出如下事实，即贸易会导致“碳泄漏”。 从对外贸易的角度上来说,“隐含碳”、“转移排放”、“出口碳”、“出口排放”、“碳连锁”的含义基本相同，但“隐含碳”更具有科学性。在国际相关学术研究中，隐含碳被称之为“embodiedcarbon”。1974年的国际高级研究机构联合会（ifias）能源分析工作组的一次会议上就曾指出，为了衡量生产某种产品或服务过程中的直接和间接消耗的某种资源的总量，可以使用“embodied”这一概念。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exports)，即为了生产出口产品，而在生产国的整个生产链中所直接和间接排放的碳。商品生产过程中的隐含碳主要包含两个部分，即燃料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工农业生产过程所排放的二氧化碳[29]。
三、出口贸易中的碳排放测算
隐含碳的计算即对碳排放的计算，世界上主要有实测法、物料衡算法、模型法、生命周期法、投入产出法等多种方法。实测法和物料衡算法尽管方法严格投入产出分析，但是基于基础数据记录的完备性和详细性，不具有现实性。模型法是目前世界各国在气候变化政策、减排分析等相关领域研究主要采用的手段。当前，aim、sgm、image等综合评估模型被广泛使用。但是，模型法主要是针对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实施后对地球各生态系统、社会发展影响的评估，并非为了找到如何有效地估算某行业或部门的排碳量。生命周期法是估算某个项目从投入到结束整个过程中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但存在重复估算的弊端。刘强等（2008）利用全生命周期评价的方法,对中国出口贸易中的46种重点产品的载能量和碳排放量进行了计算、比较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西方国家学者较早运用瓦西里·列昂惕夫于20世纪30年代研究并创立的一种反映经济系统各部分之间投入与产出数量依存关系的“投入产出法”对本国对外贸易中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展开了研究，这一问题后来随着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状况而被发展中国家学者加以重视。投入产出分析法是目前研究国家贸易碳排放的主流方法，是已被广泛证实的一种有效的、从宏观尺度评价嵌入到商品和服务中的资源或污染量的工具。国外相关研究起步较早：machado, schaeffer和worrell (2001)、hayami和nakamura(2002)、sanchez-choliz和duarte (2003)、tassielli和notarnicola (2004)、ukho-padhyay和fors-sell (2005)、peters and hertwich（2005）、paul b. stretesky 和 michael j. lynch（2009）等，近几年来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多了起来，如齐晔（2008）、孙小羽（2009）、朱启荣（2010）等学者不同年份内以不同部门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投入产出法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进行了测算，尽管结果不?，但是，结论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即随着中国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含量有增长的趋势?
当前统计部门尚无碳排放量的直接观测数据，其中所涉及到的碳排放数据多为各学者根据已有能源数据进行折算，这其中多是基于直接能源需求(最终能源消费)进行折算。但最终能源的使用因受制于各产业的能源使用结构、使用效率等因素制约,不能客观全面地反应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带来的所有碳压力。从全生命周期角度,考量经济运行过程中直接碳排放、间接碳排放、贸易输入输出过程中相关碳排放量,对客观认识我国碳排放水平将提供有益帮助（李慧明，2010）。
目前，出口国生产出口产品的碳排放都计入出口国名下，与消费产品的进口国无关。实际上，进口国在消费进口产品的同时，相当于间接消费了生产这些产品所消耗的能源，以及相应间接排放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论文怎么写。为此，众多学者对于出口贸易中碳排放量进行计算，以便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需承担相应的减排义务提供依据。但是，由于目前计算方法较为单一——以投入产出分析法为主，计算过程中不同学者选取的部门/行业的种类和数量不尽相同投入产出分析，致使相同国家同一年份中碳排放量的计算结果差异很大；同时，投入产出表中的部门分类与海关进出口统计中的产品分类不一致, 在部门分类的对应上的技术处理，也影响到碳排放量计算的精确度。
另一方面，由于在计算过程中，更进一步的技术处理也会影响碳排放量测度的精度：
1、未考虑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而只考虑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所以测算出来的碳排放量会小于实际碳排放量。即不考虑工农业生产或运输等消耗的能源，而是只考虑生产某种产品本身发生的化学或物理变化而产生的二氧化碳。
2、未能考虑进口的中间投入品，现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最终需求的出口贸易中的碳排放量的计算，即未考虑加工贸易的影响[16,26,29-31]，所以，计算出来的碳排放量会大于实际碳排放量。目前，国际上通常以投入产出模型为基本工具，从消费角度估计出口产品或服务在国内生产过程中燃料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的直接或间接碳排放，但其中大部分方法都没有对生产投入中的国产和进口部分加以区分，因而在实际的评估中，会高估出口贸易在国内引起的碳排放(国内出口排放)，而忽视国外的进口再出口排放，这对准确的了解出口贸易中的碳排放情况还具有局限性。
而且，现有相关研究多以宏观的国家为研究单位，或者以一国的中观层面的行业/部门为研究单位，以微观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少。
四、出口贸易中的碳排放转移
很多研究表明，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和国际产业转移关系密切，即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断转向更高附加值的部门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则集中生产能源密集型产品(williams et al. 1987；unido 1991；park and labys 1994)。国内外很多研究从国际产业转移角度，以世界系统论为理论基础，研究发展中国家因为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的国际转移而沦为“污染天堂”。
按照世界系统论的观点投入产出分析，即把世界所有国家看成一个整体经济单元(wallerstein，1974；bollen,1983；appelbaum andchristerson, 1997)，paulb. stretesky，michaelj. lynch（2009）认为“全球商品链有助于解释过去30年中国际生产的转移现象，即利润少的生产过程从富裕的发达国家转移到贫穷的欠发达国家”；因此，中心国家可以利用外围国家劳动成本低和环境规制弱的特点，为其提供原材料、劳动力甚至最终产品(brunn, 2005)。 grimes and kentor (2003)持同样的观点，由于如今许多公司在不同国家生产产品组件，然后再把这些组件运送到另一个国家进行组装，所以“在全球经济链上，不太发达国家变成零部件供应商”。
针对walter（1982）的“污染避难所假说”，一些学者对国际贸易中的高碳排放产业转移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认为发展中国家正成为国际高碳排放产业转移的“避难所”（ahmed and wyckoff，2003；limmeechokchai andsuksuntornsiri，2006；maenpa and siikavirta，2007）。weber et al.（2008）认为中国的碳泄漏、碳出口导致中国的碳排放增加，从而印证了“污染天堂假说”。根据环境库兹涅兹倒u曲线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成立，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高碳产业转移的趋势成为一种必然(berrah1983；world bank1992； grossman andkrueger 1995；hayami1997)。因此，表面上看，中心国家的消费者受益于将污染生产转移到其它国家，但是，从二氧化碳污染全球化的特点来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实际上，最近研究表明，由于大气中较高的二氧化碳含量导致了气温的升高，进而加剧了全球与臭氧层相关的死亡。jacobson (2008) 发现全球每年可能有7400-39000例死亡与二氧化碳污染有关。当污染水平达最高点时投入产出分析，大部分这些死亡可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城市。然而，就二氧化碳污染影响全球化来看，中心国家的城市也感受到了臭氧层破坏的死亡逼近，中心国家所有地区都受到了二氧化碳水平不断上升带来气候变化的影响。随着发达的中心国家将更多产品转向国外生产，二氧化碳生产成本被外在化，而且隐藏了消费者导向性社会（a consumer-orientedsociety）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实际影响。碳密集型产品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减少了发达国家居民对于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的责任，而且容易让这些消费者疏忽或者说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消费习惯对于对于碳污染的负面影响。假定fdi、人口密度和gdp增长不变，那么中心国家居民的消费习惯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关系密切，因而中心国家关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政策至关重要。短期和局部来看，外围国家可以通过控制向中心国家出口来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力求经济发展和世界环境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从长期和世界范围内看，显然达不到预期目标[27]论文怎么写。在过去30年中，美国制造部门衰退的重要性就是减少产生全球温室气体，但同时，全球二氧化碳的生产发生了地理上的转移。这种转移是随着美国制造业的收缩和那些低劳动力成本国家和/或者较少限制环境规制国家制造业的扩张而发生的。尽管制造业发生了地理位置的转移，但是美国较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消费品的消费，间接加速了那些日益变成世界制造商品中心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出口制造商品带来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的增加[28]。
另外一些研究否定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高碳产业转移的“避难所”（munksgard et al.，2002；wyckoff and roop，2003；mukho-padhyay and kakali.，2006）。mukho-padhyay和chakraborty (2006)运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印度1991~1992年和1996~1997年国际贸易引发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排放量，表明印度本土产品较进口品更趋于环境友好型，“污染天堂假说”在印度并未得到应验，贸易自由化和污染产业发展不存在必然联系，并对此做出了解释。
出口贸易中的碳排放问题的研究，其实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的一个研究分支，因此，后者对前者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方面有诸多可借鉴之处。但是投入产出分析，由于出口贸易只是一国经济活动的一个方面，而碳排放也只是环境污染的一种，而且其它类型污染具有本地化的特点，但二氧化碳污染的影响是全球化的(lovelock, 2006)，因此，出口贸易中的碳排放问题的研究应该有其自身的特点。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的转移，发展中国家是否成为“污染避难所”这样的观点，继续在碳污染中进一步进行验证。
五、总结
自由化贸易条件下，出口贸易中的碳排放量也不断增加。在国际产业转移发生的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模式是粗放型的，在出口产品中，资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产品占很大比例，为此生产伴随的大量的碳排放留在国内，造成了“碳泄漏”，发展中国家因此成为了“碳污染天堂”。mauricio tiomno tolmasquim等(2003)通过实证分析再次证实了wyckoff 和 roop (1994), khrushch (1996)，munksgaard 和 pedersen(2001)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碳泄漏问题。
由于二氧化碳污染全球性的特点及其对环境和气候的负面影响，碳泄漏、出口贸易中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分解、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评价以及基于碳排放角度的进出口贸易生态利益评估及维护等问题有待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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