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催生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引发全球价值链深度重构和世界经贸格局重大变革。世界主要经济强国将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争夺新一轮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抓手。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我们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可能推动国际贸易规模扩大，提升服务贸易份额，并促进国际贸易交易模式平台化、小宗化，可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多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变革也可能通过降低企业劳动力需求从而对我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造成严重的潜在威胁。为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变革，我国应部署并强化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加快培育制造业国际竞争新优势，大力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全面促进“中国制造”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关键词:人工智能；第四次工业革命；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
一、人工智能发展现状
历史上的每一次工业革命均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引发国际贸易格局的重大变革。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率先依靠蒸汽动力开展机械化生产，利用高生产率控制以自然条件为优势的农业市场，形成工业国—农业国“垂直型”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垄断了国际贸易。19世纪后半期第二次工业革命，欧美发达工业国家依靠电力应用形成流水生产线，开展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促使国际分工的中心从英国扩张到更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初步形成工业国—工业国“水平型”国际分工体系。20世纪后半期第三次工业革命，电子信息技术的出现推动制造业实现自动化控制，致使劳动力需求下降，工业国间“水平型”国际分工格局形成，国际分工呈现“垂直型”“水平型”“混合型”并存的局面，同时国际贸易呈现由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由以产品为对象向以生产要素为对象的转型趋势(何茂春和郑维伟，2016)。21世纪起第四次工业革命孕育兴起，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颠覆传统制造业的组织方式，进一步深化国际分工和推动全球价值链深度重构，全球产业链将再次出现重塑机会。1956年，约翰·麦卡锡等在达特茅斯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但至今尚未出台标准的定义。目前，最为广泛接受的定义是“人工智能是根据对环境的感知，做出合理的行动，并获得最大收益的计算机程序”(李开复和王咏刚，2017)，涵盖了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智能化供应链、智能搜索引擎、机器翻译等应用。而关于人工智能对经济领域的影响研究则普遍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对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人工智能产业因需要大量的数据和高昂的研发成本而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特征(goldfarbandtrefler，2018)，并且其作为通用目的技术，即每一代工业革命的核心通用推广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郭凯明，2019)，已成为世界经贸发展的新引擎。goldfarb和trefler(2018)指出，截至2017年3月，全球十二大上市公司中有11家属于ai密集型企业;bughin等(2018)预测，截至2030年，ai对全球经济贡献约13万亿美元，并使得全球gdp年均增速提高约1.2%。goldfarb和trefler(2018)首次直接讨论了人工智能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指出若人工智能产业的知识外部性来自本国范围，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竞争力。brynjolfsson等(2018)利用美国易趣大型数字平台的数据研究了机器翻译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发现机器翻译系统能够大幅降低国际贸易中的语言障碍，使易趣平台出口贸易增长17.5%，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变革至少在一个领域内促进了国际贸易。wto发布的《2018年世界贸易报告》指出，人工智能、物联网、3d打印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能够帮助降低国际贸易成本，并预测在2030年之前国际贸易可逐年增长2%。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同样表明数字技术总体上促进了国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增长。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均将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打造新一轮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抓手，投入大量研发资金和出台相关发展战略。德国政府于2013年最早提出“工业4.0”概念并将其列入2014年《新高科技战略》报告，投入110亿欧元提升制造业智能化水平，抢占新一轮工业革命先机;2015年和2017年，日本政府先后公布《机器人新战略》和《人工智能技术战略》报告，投入1924亿日元发展资金;2016年，美国政府连续发布《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计划》《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等重要报告，投入12亿美元;2018年，英国政府投入10亿欧元启动《人工智能行业新政》。我国在2015年出台《中国制造2025》战略文件，与德国“工业4.0”发展战略深入对接，2016年和2017年分别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全面部署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工程之一是智能制造工程，而工业机器人是连接智能制造和工业应用的关键桥梁和重要基础，其依靠ai技术具备了类人的感知、协同、决策和反馈能力。根据国际机器人联盟(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ｒobotics，ifｒ)发布的《2019世界机器人报告》，2009年至2018年全球工业机器人的年安装量由6万台增加至42.2万台，十年间增长超过6倍，呈现爆炸性增长状态(见图1)。然而，在世界人工智能产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密集度却相对落后。2018年，中国制造业每万名员工仅安装了140台工业机器人，与新加坡(831台)、韩国(774台)、德国(338台)等国家的差距较大，自动化生产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见图2)。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正逐渐消失，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工业制造模式，促使工业机器人等人工智能产品由“备选”成为“必选”，成为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竞争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着重强调“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①，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中明确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①，体现了我国通过新一轮工业革命提升科技水平和产业竞争优势的诉求和愿景。本文将探究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为我国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的潜在效益，推动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二、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导技术，人工智能将革新技术范式与生产方式，形成数据资源等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并改变各生产要素在经济中的回报份额，使得各国的比较优势发生转变，进而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变革性影响。
(一)对国际贸易规模的影响
1. 提高企业生产率将扩大国际贸易规模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经济理论模型的发展与数据库的完善，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对生产率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日渐丰富，几乎全部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变革提高生产率的观点。brynjolfsson和hitt(2003)利用1987年至1994年527所美国企业数据，发现计算机化在短期内提升了生产率，并在长期产生更大的正向效应。brynjolfsson等(2011)进一步利用179所大型上市公司的商业实践与信息技术投资调查数据，发现由数据驱动决策的公司的生产率更高。graetz和michaels(2015)从工业机器人领域研究自动化技术的经济效应，使用了1993年至2007年17个国家的ifｒ行业面板数据，发现工业机器人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均起到促进作用，其中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提高了0.36%，与1760年至1780年蒸汽技术提高英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0.35%相当(crafts，2004)。kromann等(2016)运用9个国家的行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机器人密集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将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5%以上。企业生产率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阐释了企业生产率对出口的影响，指出由于企业出口存在开拓市场的固定成本，仅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进入国际市场以扩大市场规模。因此，企业按照其生产率进行出口决策，即“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较多实证研究表明，生产率的提高将扩大一国出口规模(例如，perkins，1997;bernardandjensen，2004farinasandmartín－marcos，
2007;张杰等，2008;易靖韬和傅佳莎，2011)。在企业生产率对进口的影响方面，kasahara和lapham(2013)在melitz(2003)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了进口固定成本与企业中间品进口决策，发现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更愿意支付进口固定成本，优化企业中间品投入组合，从而降低可变成本或提升产品质量。综上所述，人工智能将有效扩大国际贸易规模。一方面，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促进企业的进出口，促使更多的企业参与和竞争全球价值链，推动国际贸易发展。另一方面，自由贸易使资源由低生产率企业、低收益产品向高生产率企业、高收益产品重新配置(melitz，2003;bernardetal.，2003)，进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多将提高市场竞争程度，在企业的“干中学”效应下，国际贸易可能反向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一步提高企业生产率，形成良性循环。
2.降低企业出口固定成本将扩大国际贸易规模
melitz(2003)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暗含了出口固定成本同质性的假设条件，但出口固定成本同样是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重要因素，低生产率的企业在面临较低出口固定成本时可以进入国际市场，而高生产率企业若面临过高出口固定成本则无法出口(gaoandtvede，2013;邱斌和闫志俊，2015;castroetal.，2016)。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将从多个方面大幅度降低企业的出口固定成本，促进更多的企业选择出口，从而扩大国际贸易规模。第一，利用智能数据分析技术，从历史客户数据中挖掘成交客户的特征，识别出成交潜力较大的客户，并通过智能建站、智能编辑内容、智能翻译等技术对不同国家的客户推送个性化信息，实现自动化营销，有利于提升营销的效率和精准度，降低企业的出口营销成本。第二，应用物流大数据、机器学习、地图优化引擎等技术，智能制定科学的配送方案，降低物流运输空载率，减少或避免迂回运输和物流资源浪费，将有效降低企业的出口物流成本。第三，利用搬运机器人、分拣机器人、计算机视觉识别监管等智能应用实现自动化仓储，提高仓库作业效率，并通过大数据预测产品需求量，避免库存积压或备货不足，有助于节约企业的出口仓储成本。
(二)对国际生产分工格局的影响
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不同，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机器与人类不再割裂，出现企业采用工业机器人替代人工劳动力的现象。frey和osborne(2017)使用美国国家职业数据库，根据工作对自动化的敏感程度将702种职业进行分类，运用概率分类模型估计在未来20年里，47%的美国工人岗位将被自动化所取代。david(2017)使用类似的方法，估计日本的这一结果为55%。然而，企业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不一定会选择自动化生产，并且其他非自动化的经济部门可能扩张以吸收从自动化任务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因此，以上研究并未考虑自动化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率和工资)的均衡影响。acemoglu和ｒestrepo(2017)在考虑了以上问题后，结合ifｒ数据和euklems数据库分析了1990年至2007年
间工业机器人使用率的提升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影响。结果显示，每在一千名工人中增加1个机器人投入量，仍会导致就业率下降0.18%～0.34%(相当于1个新的机器人将替代3～5.6名工人)，工资下降0.25%～0.5%。因此，可以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将通过降低生产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对劳动密集型、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造成潜在的严重威胁，使国际分工格局发生变化。
1.促使制造业重心转移至东南亚地区
机器没有闲暇和收入需求，其单位生产成本普遍比人类劳动力低，因而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将减弱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同时，我国的人口红利正逐年减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对此，我国紧跟新科技革命的热潮，不断地将劳动力要素成本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然而，从短期看，这将使得东南亚国家获得相对以往更大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促使全球制造业的重心向东南亚地区转移。例如，越南连续多年保持纺织服装出口贸易两位数的增速，已成为继中国、印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纺织服装出口国。因此，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革新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处将面临更大的企业竞争压力，例如，其纺织服装出口量可能下降。但是，这些国家的工业机器人、无人机等新科技产品的出口量趋向上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劳动密集型产业重心转移的负面影响。
2.推动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
从长期来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发达国家将愈加充分发挥其在先进制造业中的人才、技术和资本优势，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高效的智能化生产缓解劳动力短缺、人力成本高的劣势，停止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实现制造业与价值链回流，强化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主导地位。这将冲击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减少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能对尚未处于工业化时期的发展中国家造成更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其丧失实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的机会，这将进一步降低南北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
3.促进服务贸易比重提升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发达国家在迈入后工业化时期后，产业结构重心通常会转向服务业，而人工智能技术会加速这一产业转型过程。首先，在传统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等全球化指标增速放缓之际，跨境数据流动的增速几乎达到过去十年的50倍(greenbergetal.，2017)。wto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库普曼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称，“未来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差距会逐渐缩小，更多的货物会变成数据传输”。数字技术驱动提升了服务业的可贸易化程度，推进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促进服务业在国际分工中的比重不断提升(李晓华，2015)。“服务型制造”“生产性服务业”的形成推动了加工制造业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攀升，使“微笑曲线”扁平化。其次，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推动着贸易形式的变革和创新，不断产生新的服务贸易行业，增加相关服务出口，促进贸易增长。例如，近十年区块链服务产业迅速发展，经历了数字货币阶段、智能合约阶段和扩展应用阶段三个主要发展阶段(涂红和刘程，2018)，促进跨境交易数字化、自动化和便利化，推动了服务贸易发展。再次，随着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工业机器人造成的就业率下降的影响在制造业蓝领工人中尤为显著(acemogluandｒestrepo，2017)，失业的蓝
领工人不得不转向服务业等其他部门。同时，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技术强调对工人进行特殊技能培训的需求，进一步扩大了服务部门在生产与贸易中的份额。dauth等(2017)利用1994年至2007年ifｒ数据研究机器人对就业的影响，发现机器人的使用虽然减少了德国的制造业就业岗位，但是却增加了德国服务业的就业。
(三)对国际贸易交易模式的影响
1.国际贸易交易模式平台化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国际贸易交易模式将由传统线下贸易模式向线上平台贸易模式转变，使国际贸易过程更为便捷，降低国际贸易交易成本和进入门槛，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多地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第一，运用数字技术搭建的在线交易平台使商品交易能够绕开批发商、分销商、零售商等中介销售机构，直接进入最终交付阶段。这将缩短供应链下游的距离，有效降低企业的贸易交易成本。第二，线上平台贸易模式有利于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信息获取成本和沟通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风险，有助于企业拓宽国际贸易市场。第三，线上平台模式通过物联网技术对供应链进行智能化管理，有效提高了贸易效率。一方面，物联网提高了全球货物运输效率，智能传感器减少了货物运输中的丢失和损害，同时智能货物跟踪系统帮助货运公
司优化运输路线，提高集装箱利用率，整体上降低了全球贸易成本。另一方面，物联网简化了繁杂的传统结算流程，通过将货物信息与互联网实时对接，跨境交易双方能够实时监控货物交易全过程，有效缩短国际贸易交易所需时间，提供更加有利的贸易机会。
2.国际贸易交易模式小宗化
国际贸易交易模式也将由传统大宗贸易模式向小宗化、分散化贸易模式转变，同样有助于中小企业甚至个人走出本土市场，向全世界销售产品或服务，为国际贸易带来新的发展方式。第一，智能客服机器人、推荐引擎、智能分拣等人工智能技术愈来愈广泛应用于跨境电商，将极大地推动小包裹和低值商品交易数量的增长，促进大批量贸易向小规模、高频次贸易转变。第二，利用大数据技术，中小企业可以更精准地掌握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由此建立差异化优势，开发更多的更微小的利基市场，获得更多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第三，发达国家的3d打印(增材制造)技术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利用分布式能源和碳纤维等新材料生产，实现设计与制造相结合，减少产品加工工序，直接缩短了供应链上游距离(董超，2015)。这将提高贸易货物的本地化、定制化程度，满足当地消费群体需求，促使“集中式”供应链向“分散式”供应链转变，有利于避免传统批量生产方式带来的库存积压与周转缓慢等问题。
三、我国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的政策建议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的比较优势重组和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失效的潜在威胁，我国应牢牢把握新发展机遇，迎接新时代挑战，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全面支持新业态发展，培育外贸增长新动力，发展制造业国际竞争新优势，全方位融入和竞争全球价值链，加快实现由价值链低端环节向中高端环节攀升的目标。
(一)完善国内数字贸易监管规制框架
为应对数字技术给我国国际贸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实现消费者保护和网络安全等多项公共政策目标，我国政府需要完善国内数字贸易监管规制框架。一方面，我国应完善消费者保护法律框架，增加消费者保护规制的国际协调。越发平台化、小宗化和分散化的国际贸易交易模式极大地促进了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但跨国交易中存在的网络欺诈、欺诈性商业活动、误导性广告以及高昂的消费者跨境维权成本仍抑制了国际贸易发展。因此，我国有必要完善消费者保护法律框架，增进消费者保护领域国际合作，增强消费者对跨境贸易的信心，促使更多消费者参与电子商务。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使用引发了网络安全相关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国际贸易与国际结算的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为了保障设施安全，一些国家禁止任何外国主体参与相关设施建设，或者禁止采购来自特定国家的系统组件。另外，国际贸易中的安全加密系统关乎贸易主体的利益，部分国家要求对加密系统实施特别认证，以确保国际贸易中信息流动安全。因此，我国应采取适当的网络安全措施，提高国家网络安全标准，重视保护国家信息技术系统安全，维护国家信息系统基本利益。
（二)加快培育制造业国际竞争新优势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制造领域，将显著优化制造周期和效率，改善产品质量，增强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首先，我国应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和应用，加强传统制造业与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3d打印以及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全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其次，我国应合理提高制造业的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提升智能制造水平，提振制造业生产效率与效益，缓解人口红利消退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压力。再次，在产业边界日渐模糊的趋势下，我国应突破制造业与服务业“两分法”的思维局限，依靠科技革新进一步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促进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等新型商业模式走向成熟，为传统制造业改造、新兴制造业培育和服务业结构升级提供重要路径，推动大中小微企业全方位形成培育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合力，“中国制造”全面竞争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三)加大数字贸易相关的人力资本投资
从数字贸易中获益的关键先决条件之一是拥有高技术水平的人力资本(wto，2018)。我国应增强对人工智能教育的资金支持与政策引导，普及国民人工智能教育，重视培育新一轮科技革命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投入大量投资人力资本，为改善我国国际贸易夯实技术基础。具体而言，首先，政府应组织设立新技能培训机构，通过财政补贴或税收减免等方式提高企业开展数字化培训的积极性，加强人工智能相关职业培训，特别是为中低技术工人提供智能化再培训，帮助被自动化的工人掌握新技能重新就业，减缓人工智能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冲击。其次，为适应当前技术革新，企业应进行前瞻性规划与布局，建立企业内部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形成成熟的新岗位培养模式，在各管理层级设立推动技术应用提效负责人，将技术应用提效纳入管理者的关键绩效指标，持续推进人才转型与培养计划，扩大企业未来人才储备。再次，中小学教育应重视青少年关于编程语言、人工智能等相关基础知识的学习，高等院校应开设满足人工智能人才培养需求的课程，理论与实践并举，充分发挥高校培养高水平人才的“造血”功能，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储蓄大批人才力量。
(四)构建完备的数据隐私保护机制和数据本
地化政策数据隐私保护措施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日益增大(unctad，2016)，完善的数据隐私保护框架将提高人们对国际贸易活动的信心。虽然近年我国已发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以加强数据隐私保护，但是与“史上最严格”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并且我国多数企业仍未开始执行数据合规措施。因此，我国应逐步加大数据保护执法力度，提高数据信息监管能力，切实推动企业全面落实数据保护政策，同时帮助企业完善个人数据处理机制，及时如实报告个人数据的收集、去标识化处理以及使用情况，从而规避新技术壁垒带来的巨额罚款风险。此外，我国已成为数据信息增长最迅速的国家之一，数据传输与处理能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数据本地化政策导致数据开放程度较低，给意图进入我国市场的外国高科技企业带来高额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我国应尽快补齐数据共享短板，积极与各国政府签订数据共享协议，开展数据交流合作，提高政府公共数据开放程度，鼓励社会各方共享数据资源，构建完备的数据处理系统与访问机制，向科研人员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数据以推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促使优势数据资源
等生产要素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创新优化中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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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田云华、周燕萍、邹 浩、王凌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