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自古繁华，南宋时苏州是名副其实的大都会:经济富庶，商贾辐辏;文化繁荣，墨客汇集;交通便利，河道棋布。苏州地处江南腹地，不仅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而且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南宋文人对苏州灵岩山和姑苏台进行了集体书写，他们以特有的精神气质构建了富有时代特色的苏州景观文学生态。《全宋诗》和《全宋词》中，北宋有关苏州灵岩山和姑苏台景观的诗词有20余首，而南宋则多达80余首。这一现象反映出景观在南宋的文学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
一、灵岩山与姑苏台景观的历史沿革
在苏州众多景观中，除了为人所熟知的太湖、垂虹亭、三高祠外，灵岩山和姑苏台也是南宋文人争相书写的对象。灵岩山风光旖旎，山石奇俏，因“其山出石，可以为砚”［1］，故又被称为砚石山。灵岩山曾是吴王离宫之所，《吴郡志》引《吴越春秋》和《吴地记》云:“阖闾城西有山号砚石山，高三百六十丈，去人烟三里，在吴县西三十里上，有吴馆娃宫、琴台、响廊……”［2］208－209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曾在灵岩山上建造吴馆娃宫、响廊、琴台等，以助其观览宴乐，遣兴游憩，后越王伐吴，灵岩山上的宫阙付之一炬。东晋时期，陆玩于灵岩山舍宅为寺，始建灵岩寺，梁天监年间，智积僧人复扩充之，灵岩寺改名为秀峰寺。宋绍兴年间，宋孝宗又赐名显亲崇报寺。《吴郡志》载，显亲崇报寺“在灵岩山顶，旧名秀峰寺，吴馆娃宫也”［2］488。根据相关记载，南宋的灵岩山寺即建于馆娃宫遗址之上。自南北朝以来，登临灵岩山的文人除了参观灵岩寺外，也于此地吟咏吴国古迹，评骘历史人物，抒发兴亡感叹，如白居易的《题灵岩寺》、张祜的《题苏州灵岩寺》、高启的《灵岩寺》等。姑苏台又名姑胥台，简称苏台、胥台，在姑苏山上，与灵岩山相距不远。《吴郡志》引《洞冥记》言:“吴王夫差筑姑苏之台，三年乃成。周旋诘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殚耗人力。”［2］100当时，姑苏台宫室恢宏，装饰豪奢，然盛景不长，姑苏台很快被焚烧。越灭吴后，姑苏台虽经受巨大破坏，但保留了部分宫馆。秦汉时期，姑苏台仍遗迹尚多，风貌犹存。隋唐时期，姑苏台木料被当地居民拆卸下用于建造民房和夫差庙，只有台基尚存。到了宋代，历经几千年的风雨，姑苏台的遗迹已逐渐
消失不可考［3］。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郡守王为弥补这一缺憾，又在盘门里河西建姑苏馆，“故又作台于城上，以姑苏名之，虽非故处，因馆而名，亦以存旧事也”［2］96。仿建的高台并非姑苏旧址，但以姑苏台命名，且又毗邻姑苏馆，故而吸引了众多文士前来陈筵酬和，登临怀古。经过文人雅士的反复题咏，原本无人文意义的建筑积淀了一定的文化内涵，成为一道具有文化与文学价值的景观。
二、景观书写主题及其流变
“景观中带有强烈的主观、主体化的因素，是一个典型的‘互视结构’，即在景观中渗透了游客的主观性，包括游客对景观的观光、体验和审美。”［4］南宋前期、南宋后期和宋末元初这3个阶段，有关灵岩山和姑苏台的诗词书写呈现出多元的题旨特征与艺术格调，折射了各阶段文人独特的精神气度，并隐现南宋日益衰亡的时代气候。
(一)南宋前期
南宋前期大致为高宗建炎元年(1127)至绍熙五年(1194)前后，这一时期不同身份的文人群体登临灵岩山和姑苏台，进行着不同的主题书写，如南渡流民表现泛游古迹的苦闷，底层仕宦吟唱政治失意的哀怨，爱国士人直抒家国情意。宋高宗及宋孝宗在位期间，民族矛盾有所缓和，社会环境相对安定，文人生活也较为闲逸自足，因此当文人雅士面对苏州秀丽的景色时，容易产生高旷自适的乐感体验。如孙觌的《灵岩》:青莲花出古娃宫，华殷亭亭月满容。风籁一声传夜壑，云幢千丈荫苍松。曲池漫漫悲禾黍，古隧冥冥出鼎钟。落纸烟云供醉笔，吾宗文采擅雕龙。［5］17013此诗以自然雅洁的语言勾勒出灵岩山林幽寂澄净的环境。诗人既传达了灵岩山林给人带来的静谧空灵的审美感受，也着重凸显主体因景而生的文思。韩淲在游览灵岩山后写下的《四月十一日灵岩》，书写主体于山林静坐顿悟的佛理之乐:“禅窗坐来久，聊以娱客心。平田绿未整，湖色收晚阴。”［5］32400他将自己超远离俗的追求与眼前的美景融合，主客一体，委运自然。灵岩山既保留了吴都残迹，又建有清净的佛寺，所以对文人而言，他们在游乐之余，还能对历史与人生进行理性反思，诗作富有一定哲理。“来者复为谁，将亦遵往步。新故更递代，一往复何故。日暮钟磬闻，聊将澹吾虑。”［5］20473(张嵲《游灵岩寺》)张嵲登游灵岩山，在浓厚的历史文化与释道氛围的感召下，思索如何在瞬息万变的外在环境和难以预料的人生命运中超脱，最终他选择用禅释之道来稀释这永恒的历史悲剧。“春风步长尘静，只有钟鱼取次传。”［5］27110(释宝昙《平江灵岩》)诗僧漫步在春风拂面的山寺里，摒除机心，涤去杂念，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并在万籁俱寂之时，由悠扬的佛音牵引，进入纯净宁和的境界。除了灵岩胜景外，姑苏台更是作为纪行遣怀的场所被文人歌咏。如范成大曾召集王必大等人同登姑苏台避暑，并进行诗词唱和。范成大先以夸饰之笔叙写天气之炎热、登临之过程，进而表达“兹游我辈独，难挽软红轫。君看笼中鸟，宁识咸池韵”［5］25834的志趣，充分彰显其对政治生活的厌倦与对自然的向往之情。
(二)南宋后期
南宋后期，民族矛盾愈加尖锐，政局动荡，开禧北伐的失败更是让文人士气低落，他们早已失去放情山水的欢愉之心，也不复有积极进取的人生追求。在风雨飘摇的时代环境下，在日益昏昧的政治局势中，文人的心理逐渐黯淡，这悲郁厚重的愁思深深影响着他们对灵岩山和姑苏台的书写，他们的登高怀古之作始终萦绕着请缨无路的失落与愁闷。因此，这一阶段的灵岩山诗词书写整体呈现怀古伤今的题旨，诗词多采取今昔对比的手法，寓情于景，悲怆之情寄寓于景观书写之中，诗词具有深婉凄凉的审美风格。如《酹江月·灵岩吊古》:万岩灵秀，拱崇台飞观，凭陵千尺。清磬一声帘幕冷，无复宫娃消息。响屟廊空，采香径古，尘土成遗迹。石间松老，断云空锁愁寂。专宠谁比轻颦，楚腰吴艳，一笑无颜色。风月荒凉罗绮梦，输与扁舟归客。舞阕歌残，国倾人去，青草埋香骨。五湖波淼，远空依旧涵碧。［6］2364此词是高观国登灵岩山观景吊古之作。上阕起笔恢宏，但见山石秀美，凭陵千尺。然而如今这里早已人去楼空，唯余空廊古径。下阕词人由现实转向过去，由实入虚，思忆吴越旧事，吴王因专宠西施而导致国家沦陷，最终范蠡施计成功，与西施偕游五湖。在今昔对比中，词人产生了历史恍然如梦之感。末句词人以景作结，寄寓深刻，词人认为片刻的享乐终不长久，繁华如白驹过隙，只有山河依旧。望着烟波浩渺的太湖，词人无限怅惘。此词虽名为吊古，实为伤今，词人担忧南宋朝廷若沉迷于酣歌醉舞，苟且偷安，长此以往，必会落得个“国倾人去”的下场。吴文英《八声甘州·姑苏台和施芸隐韵》同样是一首借怀古抒己愁的词作。该词现实与虚幻时空交互叠印，将报国无门的无限哀婉之情藏于对古迹的书写和对历史的怀想中，词末词人以范蠡自比，抒发了“闲风月，暗销磨尽，浪打鸥矶”［6］2926的悲切情绪。以上诗词情景交融，情感托寄遥深，其中意象
的使用，更是让诗词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兴味。“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7］文人把主体内心的愁绪形象化为“烟雨”“乱鸦”“苍烟”“衰草”“夕阳”等充满生气的意象，使这些意象汲取主体的情思，代主体描难言之状，诉无形之情。这一时期书写灵岩山和姑苏台的诗词情感基调为伤时感事、沉郁悲苦。
(三)宋末元初
南宋末年，北方迅速崛起的蒙古族对南宋王朝构成巨大威胁，宋军节节溃败。1276年南宋都
城临安被攻占，1279年南宋灭亡。从宋末到元初的一段时间里，有关灵岩山和姑苏台的诗词书写再次发生了转变。创作主体如周密、陈深、林景熙、宋无等人，大多是宋廷旧老或遗民隐士。他们亲身经历了亡国灾厄，悲剧性的人生体验影响着这些遗民文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状态和文化心态，他们的诗词创作多富有别具一格的审美特质。这些遗民文士登临吴越故地，抒发对故国的缅怀与守望之情。诗词多借览景怀古抒禾黍之悲，将灵魂深处的悲哀与凄苦融于苍凉的景色之中。如周密的《游灵岩·馆娃宫》:春风吴苑梦凄凉，柳色如云惹恨长。鸟喙只堪同患难，蛾眉何事管兴亡。乌鸢自乐空山静，麋鹿来游野草长。一片古愁无写处，满城钟鼓送斜阳。［5］42500首先，“春风”“柳色”本是春日里的美好事物，但在诗人看来，南宋已亡，美景不过徒增观者的愁绪罢了，这是诗人书写的第一层愁。其次，娇娥不懂亡国之恨，鸢鸟只知空山之静，诗人的愁绪无处可诉，这是第二层愁。最后，诗人正烦恼愁苦无处宣泄，又见夕阳西下，仿佛暗示人生的虚幻与神州沉陆的现实，这又平添第三层愁。如此沉重的苦痛怎能轻易解脱呢?王镃的《姑苏述古》“繁华已逐英雄去，留得斜阳伴古城”［5］43211与周密此诗尾联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是以凄凉之景绾结全诗，具有抑郁哀婉之风。周密的悲痛实际上是整个南宋遗民文人群体的时代情绪，这些文人不仕新朝，放浪形骸，遁世隐居，但隐逸高蹈的生活方
式又无法真正让心灵与精神超脱，因此一旦他们登临象征着历史兴亡的吴国古迹时，苟且偷安的现实困局与国亡家破的心理感伤便一起被激发出来。“甬东亦是当时月，不照笙歌只照愁”［5］39379(张蕴《姑苏台》)，“四顾湖山烟雨里，倚阑新恨入支颐”［5］43142(吕江《姑苏怀古》)，愁思与悔恨成为遗民文人共同的情感取向。这一时期文人的情感更深刻，也更复杂。诚如夏承焘所说，“有宋一代词事之大者，无如南渡及崖山之覆，当时遗民孽子，身丁种族宗社之痛，
辞愈隐而志愈哀，实处唐诗人未遘之境，酒边花间之作，至此激为西台朱乌之音，洵天水一朝之文学异彩矣”［8］。这一时期，文人的人生价值观和社会理想、个体的生存价值都受到巨大冲击，他们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惶惑与苦闷。
三、景观书写的意义
“在文学与地理的双向互动中，地理对文学创作具有激发熏陶作用，而文学对地理景观的形成具有推动促成作用。”［9］苏州的地理景观以其绮丽的自然风貌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蕴影响文人的创作，而文人的创作又进一步推动了苏州文学景观的塑造。“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地理景观的简单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10］从文学与地理的互动关系来看，南宋文人对灵岩山和姑苏台景观的书写意义在于，通过文人的勾勒描摹，灵岩山和姑苏台景观的地理特征得到生动展示，地方文化特点得到诗性表露，景观积淀的文学意义得以彰显。首先，南宋文人描写了灵岩山和姑苏台景观的地理方位、地貌形态和自然环境等，构建了具有地方空间特色的景观图景，有助于景观地域价值的提升。“在景观上集中了真实国度的参照物和一个画面的构建，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纯粹的想象空间，因为它毕竟是基于一种主观上对真实世界的敏感体验。”［11］南宋文人的诗词一定程度上生动再现了现实空间，丰富了灵岩山和姑苏台的地域文学书写模式。如张栻《游灵岩》根据纪行路线，采取移步换景的方式，对灵岩山脚、山腰和山顶不同的景色进行渲染:“忽惊秀气逼，突兀平地起。飞阁出林颠，穹石满山趾。”［5］27874诗人以寥寥数语展现灵岩山石奇丽、危峰兀立的直观审美感受。与灵岩山奇险的山体特征不同，因姑苏台较高，登临的游人视野开阔，可直览台前溪水，远眺青山，故文人多将姑苏台与周围山水融为一幅画卷，凸显姑苏台的地理属性。例如:“吴宫故墅，是天开图画。缥缈层云出飞榭。隐隐楼空翠，水绕芜城，平畴迥，点染霜林凋谢。”［6］2690(黄载《洞仙歌》)“馆娃陈迹久蓬蒿，留得苏台数仞高。隔水云山青断绝，绕城沟荡碧周遭。”［5］35596(程公许《姑苏台》)其次，南宋文人在诗词中揭橥出灵岩山和姑苏台作为苏州地方人文景观所扮演的文化角色。历代文人有关灵岩山和姑苏台的景观书写多围绕吴越争霸及吴国灭亡的史实来兴发感慨，因此有关灵岩山和姑苏台的书写始终带有无法消解的历史悲凉情调。而南宋文人在景观象征的历史兴亡的文化内涵中，融入了南宋苏州的岁时文化，加深了灵岩山和姑苏台景观与南宋苏州的地域联系，由此创造出新的地域文化价值。如寒食节当日，南宋姑苏百姓有登灵岩山、游灵岩山寺的习俗活动。范石湖即言:“寒食花枝插满头，茜裙青袂几扁舟。一年一度游山寺，不上灵岩即虎丘。”［5］26002叶适《灵岩》:“穹窿右俛眉，天平左垂鬓……适当熟食节，煖气无已吝。”与灵岩山相比，姑苏台的文化功能更丰富，它不但是岁时赏景的佳地，还是宴集游乐的场所。南宋重阳佳节，有赏菊，喝菊花酒、茱萸酒和登高的习俗活动，姑苏台因台高且易攀登，故成为南宋文人雅士的青睐之所。释居简《九日姑苏台酬卢蒲江赵静斋钱竹岩诸名胜》、卢祖皋《九日登姑苏台》展现了诗人在姑苏台上酌酒雅集或览景思乡的活动。此外，姑苏台也是南宋人酬宴雅集、唱和交友的活动场地。袁说友曾在姑苏台上组织过一次唱和活动，参与此次聚会的赵彦真和詹体仁均创作了《姑苏台同年会次袁说友韵》诗作。陈深在姑苏台上与好友会晤，留有《姑苏台晚眺分韵得高字》一诗。类似的在姑苏台上分题和韵的诗词呈现出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地域文化价值。南宋文人的苏州景观书写，既真实映现了文人的日常生活与地方的习俗文化，又凸显了文人的地域意识，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将地理景观与地方文化联结，增强了文学创作的地域色彩。最后，南宋文人制造出灵岩山和姑苏台景观新的文学记忆点，更新了旧有的文学意涵，促使景观的文学象征意义焕发新的生机。北宋时期，文人游览灵岩山和姑苏台的主要目的是赏景和凭吊古迹，所表达的情感多是闲适之乐和历史兴亡之叹。总体而言，北宋文人的怀古之思仍是传统怀古主题的重复性书写，潜藏的情感并不复杂深刻。而南宋文人则不同，他们的登临怀古之作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性，打破了历史与现实、古与今的对立，表达了浓郁的时代感伤气息。如《贺新郎·姑苏台观雪》(卢祖皋)、《八声甘州·陪庾幕诸公游灵岩》(吴文英)等词在今与昔、真与虚的空间中反复跳跃，把历史事件场景化，现实实景虚幻化，从而使得哀怨伤痛的情感表达更有深度，加强了怀古之思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体现的是南宋群体苦闷悲凉的社会心理和忧患时艰的时代精神。与北宋时期的诗词相比，南宋文人不仅在主题广度、情感深度、精神向度等方面丰富了灵岩山与姑苏台景观的文学内蕴，而且还延展了文学记忆的链条，以此实现景观的文学再生产，提高了景观的文学地位。如“麋鹿游姑苏”这一文学事典在姑苏台诗词书写中的语义变异丰富了姑苏台景观的文学意涵。“‘姑苏台上游麋鹿’典故最初有亡国之意，根源于上古以来的豕鹿崇拜及相关祭祀仪轨。”［12］其后，这原始崇拜的象征转变为以荒凉之境喻国家灭亡。据《史记·淮南王列传》记载，淮南王刘安欲图谋反，伍被引伍子胥之言进行劝谏:“臣闻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13］麋鹿本出现于荒芜之地，现在却出现在繁华的姑苏台，说明繁华易逝，譬喻亡国之征兆。后世文人运用“麋鹿游姑苏”这一典故时，也多取其荒芜之义。如许浑的“荒台麋鹿争新草，空苑凫鹥占浅莎”［14］(《姑苏怀古》)。诗人借荒凉的姑苏台上麋鹿成群的景象，抒发朝代更迭、历史兴废的感慨，寄托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感。北宋文人承续了前代文人的情感叙事能力，“麋鹿游姑苏”成为他们博观古今，进行理性反思的诗性阐释媒介。如“珠翠管弦人不见，上头麋鹿至今游”［2］103(杨备《姑苏台》)，“繁华处，悄无睹，惟闻麋鹿呦呦”［6］28(柳永《双声子》)等诗词书写了文人所体验到的生命的有限与无限，展现典故凝结的沧桑历史，意境深远。宋末元初，生活与心理的异变促使遗民文人对“麋鹿游姑苏”这一典故的化用发生了变化，“麋鹿游姑苏”不再被用来抒发兴亡之叹，而是真正阐发了典故本有的亡国的内涵。例如:“了无麋鹿游台下，只有凫鹥戏水边。”［5］42055(葛起耕《姑苏怀古》)“台成知费几金槌，回首荒芜走鹿麛。”［5］43142(吕江《姑苏怀古》)“歌台日暖游麋鹿，禁苑风高走骆驼。”［5］44042(汪元量《苏台怀古》)亡国之恨和易代之变啃噬着遗民文人群体的心灵，南宋遗民文人把自我形象消解于姑苏台的地理景观中，让“麋鹿游姑苏”这一典故承载他们的亡国哀思。通过对这一典故的反复书写，景观及其所系的象征意义被赋予遗民文人的文学记忆功能，叠映了遗民文人的乱世之音。如果说前代文人是借“麋鹿游姑苏”来咏叹昔盛今衰的兴替之感，并以历史为鉴，直指现实政治，表达对国家社稷暗含危机的隐忧和国势孱弱、山河日下的时代悲凉心绪的话，那么宋遗民文人则将这一典故作为自我的代言体，诗词包孕着国家沦丧的身世之悲。或者说，南宋遗民真正实现了“麋鹿游姑苏”指涉的国家灭亡内涵由“未完成时”向“完成时”的转捩，让“麋鹿游姑苏”原本具有的历史兴亡的意符新添了亡国之恨、民族之殇的文学意蕴。
四、结语
一方面，灵岩山和姑苏台秀美的自然风光和厚重的历史底蕴陶冶着南宋文人的性情，另一方面，时代气候的阴晴变化拨动着文人的心弦。最终在多方合力作用下，文人的诗词书写主题呈现出不断流动的态势和复杂的情感内蕴。而南宋文人不仅丰富了灵岩山和姑苏台景观的地理和文化意义，而且推进了灵岩山和姑苏台文学景观的营造，让灵岩山和姑苏台景观更好地融入了苏州地域景观中，并使得灵岩山和姑苏台景观与苏州其他景观一样，成为地域文化的质素，不断滋养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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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唐采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