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恨歌》是王安忆的经典长篇小说。作品以上海为背景，讲述了王琦瑶四十年的悲剧人生。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展示了女性话语空间下男性形象的诸多特点。文章首先分析了男权社会下女性精神主体的追寻；接着分析在男性形象的衬托下《长恨歌》中女性自我意识的张扬；最后对比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分析王安忆为争取女性话语空间所做的努力，以及王安忆对两性关系的关怀和性别整体关照所进行的探索。
关键词：男性形象 女性精神主体 女性独立意识 两性平等
女性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相较于男性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是有一定区别的。正如前文所说，女性作家为属于自己的文学话语世界争取了一席之地。女性作家渴望改变自己“失语”的文学境地，重塑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重构两性关系，改变男性、女性在文学作品中不对等的语境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女性作家的重要任务。这样，在女性作家笔下的文学作品就有了独特的性别关照。透过《长恨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名女性作家的王安忆，对性别观照有如下的特点。
一、女性精神主体的追寻
在漫长的文学史中，在多数的文学作品中，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品。文学这一带有特异性的符号系统，也主要是男性的天地。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男强”“女弱”仿佛成为一种固定的社会观念。男权社会之下，女性的觉醒成为一种“异端”思想，女性独立与妇女解放只是男权社会中的“奇观异景”。在这种社会观念下，中国的文学话语自古以来就建构了男性和女性之间“强者”和“弱者”之间的二元对立。20世纪中后期以后，中国、美国乃至全球的学者对“自我主体”和“他者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及其具体实施进行了批判性的解构。随着一大批如秋瑾、庐隐、丁玲、冰心、张爱玲、萧红、苏青等女性作家的出现，女性意识逐渐开始“浮出历史的地表”。女性作家开始意识到“我是我自己”，逐渐改变了以男性为主题的叙事话语，女性作家与女性
形象不再成为一种空洞的能指。虽然女性作家为女权意识与女性独立话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20世纪80年代末，政治环境与背景对女性文学的长久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除此之外，女性作家的群体力量并不丰厚，女性文学的创作处在一个新的“瓶颈期”。同时受到传统的观念以及社会开化程度的影响，这种二元对立的两性关系结构，依旧在中国的文学话语中频繁出现。女性文学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长期处于一种失语境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女性话语权的争取迎来了新一轮的高峰。王安忆、张洁、迟子建、霍达等一批女性作家开始逐渐为建构以女性话语为中心的文学世界而努力。他们开始对两性关系进行重构，重新思考两性关系，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的“她者”形象，目的是营造属于自己的独特话语。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迎来了女性文学的新的复兴，在一种自觉或不自觉中对长期以来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文学世界进行冲击。这样的女性写作常在不期然之处成为对男权社会与性别秩序的反讽与颠覆，他们对历史中女性的写作，断续地成就了女性历史的片段。
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表现出了强烈的性别对抗色彩，往往用对立性思维营建二元对立话语。男权文化逐渐从“神坛”跌落。《长恨歌》中的男性形象与女性形象有了一种根本意义以上的性别置换。在《长恨歌》中，男性形象处在一种集体失语的环境中。在《长恨歌》中大多数的男性形象是没有名字的，只是用一种类似于“张三”“李四”的符号化姓名所代替的，比如程先生、李主任、阿二、老克腊等。女性姓名的“符号化”使他们在漫长的社会进化中逐渐丧失话语权。在《长恨歌》中，主要女性形象比如王琦瑶、蒋莉丽、张永红等有了完整的姓名。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名字的构造特点代表了《长恨歌》中男性形象所处在的境地——集体失语，王安忆用一种简单的方式进行两性关系的重新构造。另外，男性在作品中大多是碌碌无为、无所事事的形象，例如萨沙、康明逊、长脚等，而女性比如王琦瑶等角色即使处在生活的最底层，也要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长恨歌》中的女性形象，即使生活困难也要比男性在生活中坚强得多。男性形象在王安忆生活化的笔调中显得碌碌无为，无所事事。男性在传统的文学话语中，应该在金钱、权力的赛场上角逐。反观《长恨歌》中的男性形象，他们有着类似女性的爱好。男性形象在王安忆的笔下逐渐失去了传统男性的话语权，女性反而在文学话语中争得了一席之地。此外，在命运面前，男性形象在作品中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在生活中尽显懦弱。当李主任在男性权力角逐的赛场中失败时，他选择的是独自一人逃亡。康明逊、萨沙、老克腊面对王琦瑶的爱情时，他们只会选择逃避与退缩。程先生虽然对王琦瑶有爱，但是他的这种感情尽显退缩，在特殊时代的洪流下被击垮。男性形象的懦弱和虚伪，导致了他们在爱情中的沉沦和绝望。与女主人公王琦瑶相比，这些男性形象远没有王琦瑶坚定与坚强。王琦瑶在感情面前是大胆的、坚定的，在生活面前是坚强的、勇敢的。王安忆对传统的“女本柔弱”的两性不平等关系进行重新塑造，将文中的男性形象逐渐从“强者”中剥离，为男性贴上了“碌碌无为”“自私懦弱”的标签，构建了一个“女强男弱”的新的文学话语空间。作为一名女性作家，新的叙事话语与叙事空间的构架，体现了王安忆对于女性的独特性别关照。在这种性别关照中，女性逐渐走上了叙事话语的中心。但是，这种性别关照也并不是对男性形象的彻底性批判，而是把他们置于平民生活当中，将男性从“天堂”拉回到地表，展示出作为平民的男性形象在生活中的无奈。《长恨歌》表现的是男性形象在被解构的历史环境中的个人的生命体验。王安忆巧妙地掌握了两性新失衡的分寸，正是女性作家对于这种性别上的追寻，有力地表达出对两性中弱者的整体关照。王安忆的作品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对男性话语为中心的文学世界进行了批判。虽然王安忆自己并不承认是一名女权主义者，但是她的文学创作在一种无意识中重构两性关系。王安忆用《长恨歌》《天香》等一系列小说创作，构造了一个从女性话语为主体的平等的两性世界。王安忆从这个性别意识已经觉醒的女性特异的遭遇出发，粉碎了有关“男女平等”的新旧神话，表现女性主体建构以及社会解放的艰难和复杂性。女性话语的建立让女性作家笔下男性形象话语逐渐缺失，逐渐让其走向“失语”的境地，男性话语的逐渐缺失在一种程度体现了女性在精神主体上的追寻。
二、女性自我意识的张扬
王安忆的《长恨歌》恰恰是对白居易《长恨歌》彻底意义上的解构。男性形象的塑造，反而成为女性的附属品。程先生、老克腊、康明逊等人物形象的出现，仿佛游离在宏大的历史时空当中。王安忆在《长恨歌》中通过男性形象的塑造揭露了爱情谎言。程先生、李主任、康明逊、老克腊等男性形象所说的“爱情”不过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存在。王琦瑶在男性形象的衬托下，成为一个极具个性的女子。她对自己的感情有着自我的判断，她在生活中是坚韧的、有力量的。王安忆用一种诗化的语言，表述着相互交错的历史时空，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作为“边缘人”的男性形象。《长恨歌》中的男性形象是没有独立语言的，男性形象的出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王琦瑶为视角进行交代和转述；另一种是通过王安忆的主观论述介绍。男性在《长恨歌》中逐渐失去了话语权，王安忆运用这两种方式逐步取缔了男性中心的话语世界。王琦瑶成为比男性更坚强、更具有反叛精神的“新女性”，和众多男性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王安忆给王琦瑶这个人物形象更多的叙写空间，构造了两性关系的新的“失衡”——“女强男弱”，改变了长久以来男性作家笔下的“女弱男强”。而王安忆正是运用这种新的失衡关系，来达到一种新的“两性平衡”。在这种失衡的环境中，男性不再是社会主导，男性也存在着诸多的软弱与不堪，女性被提高到较高的位置，打破了一直以来“男女平等”中女性的弱势地位。运用男性形象的“边缘化”，构建两性关系失衡，由失衡构建平衡，体现了王安忆为女性争取话语空间所做的不懈努力。通过《长恨歌》男性形象可以看出，一种以男性为主的社会结构在作品中逐渐瓦解，以女性为中心的新世界逐渐建立。但是男性形象在这种以女性为主的新世界中并没有被完全架空，反而男性形象塑造得有血有肉。这些男性形象在王安忆的笔下，成为女性形象的衬托。王琦瑶的出现，正代表着女性自我意识的张扬。王琦瑶关注自我，对爱和性大胆追求的王琦瑶正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所塑造的张扬个性的女性形象的代表。她们不再相信“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男人所给出的爱情承诺谎言，他们开始知道“我要做我自己”。
三、两性立场的包容构建
王安忆在看待两性关系的问题上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王安忆在《长恨歌》的写作过程中，是没有放弃女性视角的，这正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在女性文学叙写上的不懈追求。王安忆在整部作品中充当了“旁观者”，她透过王琦瑶的角度去观察整个上海社会。王琦瑶被塑造成一个介于“世俗”和“脱俗”之间的一个女性形象。《长恨歌》叙写的成功也得益于王安忆对传统的以男性叙事为中心的话语模式和社会结构的大胆扬弃。在王安忆的笔下，女性成为独立的“人”，成为有独立意识、自我个性的“自然人”。王琦瑶的出现，使得《长恨歌》中的女性形象不再相信爱的“生死契阔”，个性意识极具张扬。王安忆《长恨歌》的成功创造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对于两性关系尤其是异性关系的冷静思考。她的文学是有温度的，对于懦弱的男性形象，他没有用锋利的语言进行批判，而是用一种中立的眼光看待男性。对于作品中的男性形象，王安忆的语言没有用“好”或者“坏”对任何一个男性形象进行评判，更多的是对男性形象进行人性分析和理性化思考。王安忆既坚持了女性的视点和女性经验，又超越了自我经验和性别立场，传达了人类关怀与异性关怀的精神。王安忆用一种美的体验，诉说着男性的人化世界。男性形象的塑造更多是生活在底层的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在底层做着普通人该做的事情。男人不再神圣，成为“凡人”。虽然女性在王安忆的笔下是有独立立场的，她们是“我自己”，但又并不是“只有我自己”。王安忆的两性视角是圆融的，女性从“懦弱”变成了极具个性意识的存在；男性虽然跌落了神坛，但也是被磨平了棱角的普通人。两性关系在一种新的不平衡下进行重构。两性关系在王安忆的笔下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在王安忆的笔下，男性的弱点并没有无限放大，而是将男性的弱点置于两性之间关系中恰当的程度。女性形象实现了“我是我自己”，但是“我并不是独立的存在”，在王安忆的性别关照中，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女性意识的张扬也需要男性的和谐参与。
四、结语
王安忆是一个活跃在当今文坛当中优秀的女性作家。王安忆用自己独具魅力的文学话语建构了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文学世界。她用严肃、认真的精神完成一部又一部的文学创作。王安忆在《长恨歌》中用近三十万的文字创造了属于女性的独有的话语空间。男性形象的创造帮助女性形象在文学世界中完成了女性独立精神的追寻。在这种重构的两性关系的模式下，王安忆用一种有温度的文学，既帮助女性形象张扬了个性，又对男性形象进行了整体的关怀。王安忆的文学创作拓阔了女性作家写作的空间，为女性形象在文学世界中争取话语权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孙惠欣.论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d].延边大学,2002.
[4]姜子华.女性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性别主体性叙事[d].东北师范大学,2010.
[5]戴锦华.重写女性:八九十年代的性别写作与文化空间[j].妇女研究论丛，1998（2）.
[6]王丽霞.性别神话的坍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写作批判[j].当代作家评论,2005（1）.
[7]陈韵.“沉默的女尸”——王安忆《长恨歌》中的“看”与“被看”模式[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6（2）.
[8]杨明月,郑瀚.秋色玉目皆婉转，只待人间齐眉歌——浅析王安忆《长恨歌》中女性的悲剧命运的原因[j].名作欣赏，2020（18）
作者 苗振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