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创作会受到周边地理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和空间要素及其功能和结构来表现。王韬一生辗转多处，有长达23年的流寓迁徙经历。对欧洲各国的游历，扩大了他的生活与写作空间，使王韬得以接触异域文化，但无论怎样丰富更新，王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依然烙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本文意在通过文学地理学的方法，通过研究作者出生成长接受的本籍文化和流寓迁徙接受的客籍文化、写作时所在文学区以及各要素构建的文学景观，探讨地理环境对王韬创作《淞隐漫录》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王韬；《淞隐漫录》；地理环境
【摘要】文学创作会受到周边地理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和空间要素及其功能和结构来表现。王韬一生辗转多处，有长达23年的流寓迁徙经历。对欧洲各国的游历，扩大了他的生活与写作空间，使王韬得以接触异域文化，但无论怎样丰富更新，王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依然烙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本文意在通过文学地理学的方法，通过研究作者出生成长接受的本籍文化和流寓迁徙接受的客籍文化、写作时所在文学区以及各要素构建的文学景观，探讨地理环境对王韬创作《淞隐漫录》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王韬；《淞隐漫录》；地理环境
文学作为人类一种重要的精神活动和生命存在方式，毫无疑问会受到周边地理环境的影响，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包括地貌、水文、自然灾害等要素，人文环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民俗等要素。曾大兴先生在他的《文学地理学概论》中提出：“文学与地理环境之关系的形成，必须以文学家为中介，即地理环境只能通过文学家的地理感知影响文学作品的创作。”[1]303那么，文学与地理环境这种关系，又是如何表现的，有什么特点呢？曾大兴先生又说：“最初是通过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格局来体现，进而通过文学景观和文学区来体现，但是归根结底，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和空间要素（思想、情感、人物、景观、事物、事件、语言等）及其功能和结构来体现。”[1]304《淞隐漫录》，又名《后聊斋志异图说》《绘图后聊斋志异》，是晚清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王韬刻印于光绪初年（1885年）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各篇原发表在上海《申报》副刊《画报》，历时三年余。《淞隐漫录》从名字来看，便有鲜明的地域标志。本文意在通过文学地理学的方法，通过研究作者一生行藏中成长接受的本籍文化和迁徙接受的客籍文化，写作时所在文学区以及各要素构建的文学景观，探讨地理环境对王韬创作《淞隐漫录》产生的影响。
一、王韬生平与《淞隐漫录》的创作
（一）王韬一生行藏
王韬，初名利宾，字兰卿，江苏长州（今江苏苏州）人，后改名为瀚，字懒今，去香港后又更名韬，字仲弢﹐一字紫诠，自号淞北逸民、甫里逸民、欧西富公、弢园老民等等。王韬1828年生于江苏甫里一个私塾教师家中，从出生到成长，均在这里度过。他天资聪颖，跟随在吴村设馆教书的父亲学习，后来在长洲县青萝山馆就读，饱览各类书籍，除儒家四书五经之外，各类稗官野史、笔记小说、诸子散文集等等均有涉猎。这段出生成长的少年时光，对王韬一生影响甚是深远。纵然他后来游历欧洲国家，不断更新滋养文化心理结构，但本籍文化仍然在他心中烙下鲜明印记。1848年，20岁的青年王韬前往上海看望父亲。彼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其中要求开放“五口通商”，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驻领事馆。上海正是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成为近代中国最早接受西学影响的地方。而后他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对传教士所译书籍中晦涩难懂之处进行润色和编辑。通过这份工作，他了解许多科学文化知识以及西方社会情状，知识体系和文化观念都发生了较大转变。他深感内忧外患国家危亡之际，大丈夫应挺身而出，便上书表达了为国尽力的志向，不幸因文字招致祸患而遭清廷通缉，不得不在传教士好友的帮助下逃往香港。1867—1870年，王韬应英国人聘请，游历了英、法、俄等国，对西方社会有了广泛理解。这段经历使他彻底抛弃早期封闭的一元天下观，构筑了多元世界观。回到香港后，王韬在报纸上发表变法主张，提出了政治上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及为辅助政治经济改革的一系列举措。19世纪20年代末，王韬声名鹊起。1879年，王韬考察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社会。回到香港，他继续过着著书办报的隐居生活。虽身在香港，但他依旧保持忧国忧民的心态，为清政府提供西方世界最新情况以及自己的见解。1884年，在李鸿章默许下，清政府取消了对王韬的通缉令，他偕家人回到上海，住在淞北地区。1897年，王韬在上海的寓所逝世，时年70岁。
（二）《淞隐漫录》之创作
《淞隐漫录》是王韬于1887年之后出版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各篇原发表在上海《申报》副刊《画报》，历时三年余。正是他结束23年流亡，回到上海之后的作品。对于《淞隐漫录》，鲁迅先生曾经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有这样的评价：“迨长洲王韬作《遁窟澜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各十二卷……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鬼渐稀。烟花粉黛之事盛矣。”[2]252王韬在自述中写道，《淞隐漫录》是他“追忆三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聊作一时之消遣，而借以抒平日之牢骚郁结”的作品[3]333。王韬一生游历甚多，从上海到香港、欧洲各国、日本最后返回上海，书中自然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例如对海洋、海外的景观描写，婚恋观念中的地域色彩，地理环境之深入可见一斑。
二、《淞隐漫录》的地域色彩
（一）《淞隐漫录》文学区
1848年后他在上海一处书馆工作，知识体系和文化观念都发生了较大转变。1884年，年近花甲的王韬回到上海隐居淞北，余生完成了《淞隐漫录》。由此可得出结论，《淞隐漫录》诞生的文学区是吴越文学区。文学地理学中的吴越文学区，是指江苏、安徽两省的淮河以南地区以及上海市和浙江省[1]292。这片土地山温水软、气候适宜，自唐代中期之后，就成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北宋之后，吴越也成了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种优势地位直到如今亦未改变。
（二）富含西方色彩的文学景观
1.文学景观的定义。文学地理学所讲的景观，是指那些土地以及土地上具有形象性或可观赏性的物体。曾大兴先生在《文学地理学概论》中如此总结：“所谓文学景观，在笔者看来，就是指那些与文学密切相关的景观。它属于景观的一种，却又比普通景观多一层文学色彩，多一份文学内涵……简而言之，所谓文学景观，就是具有文学属性和文学功能的自然或人文景观。”[1]《淞隐漫录》中的文学景观。（1）海洋。王韬所著《遁窟澜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三部个人文言短篇小说集，所收三百余篇小说中有三十余篇在行文中直接提及海洋，晚年时《淞隐漫录》涉及海洋的篇目尤其多。海洋，成为《淞隐漫录》中重要的文学景观。如“妹之夫夙习航海术，时行贾于东瀛”，又如“有老于舵工者闻之，笑曰：‘君殆痴矣！今时海舶，皆用西人驾驶，往还皆有定期，所止海岛皆有居人，海外虽汪洋无涯，安有一片弃土为仙人所驻足哉？子休矣！忽作是想，徒空中楼阁也。’崔终弗信，欲往之念愈坚。因货其所有，得四百金，拟先往西南洋，后至美洲，已有定约将行，忽逢寇乱，盖发逆汪海洋由豫窜闽，漳泉数县，皆为贼窟”[4]13。提到海上，王韬用的是“东瀛”“南洋”“美洲”等地理名词，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正应了鲁迅先生所说的“狐鬼渐稀”[5]。有时候提及海洋，还作为接下来事情因由，例如《玉箫再世》中“姨之夫在神户经商，以乘小艇诣海舶，忽值飓风，没于风涛中”，解释了玉箫为何沦落风尘。（2）西方器物文化。同海洋一样，西方器物文化也成为《淞隐漫录》中独特的景观。例如火器运用，《小云轶事》中“逾十日，妙香忽偕参戎归，夜半排闼直入，两人皆浴血满身，襟袖间悉弹丸焦灼痕”“是夜月黑风狂，命各营枪炮皆满贮药弹，环击迭放，甲马而驰”[4]19。《朱仙》中的“尽驶其船至周庄镇，停泊白荡。舟固巨舶，舵工舟师，素习航海术，以御海盗，备有枪炮，命中及远，颇有所长”[4]36。难能可贵的是，其中亦有西方坚船利炮，有浓厚的象征意蕴。通过对曾经武力强行打开国门的坚船利炮的描写，王韬表现了对于西方先进技术文明的肯定和追求，希望通过“师夷长技”振兴中国、摆脱被列强欺凌的命运，反映了由陆地向海洋观念的转变，体现了中华农耕文明渴望拥抱大海、走向世界的近代海洋意识。而《淞隐漫录》这些以海外体验为基础的小说部分篇章的形式与内容，均已具备现代海洋小说诸多特质[6]。王韬曾经游历欧洲诸国，西方社会一些文化风俗也会反映在作品中。例如欧洲男女共舞的交际舞会：“集时，诸女盛妆而至，男子亦皆饰貌修容，彼此争妍竞媚，斗胜夸奇。其始也，乍合乍离，忽前忽却，将进旋退，欲即复止，若远若近，时散时整；或男招女，或女招男，或男就女而女若避之，或女近男而男若离之。其合也，抱纤腰，扶香肩，成对分行，布列四方，盘旋宛转，行止疾徐，无不各尽其妙。”[4]357这些有浓郁异域风情的文字，均染上了鲜明的地域色彩。
（3）先进婚恋观念。对欧洲各国的游历扩大了王韬的生活与写作空间，使他得以接触异域文化。这样的影响表现在《淞隐漫录》的爱情故事中，便是王韬先进的婚恋观念。除了对封建礼教包办婚姻的控诉和批判，王韬还极力赞扬一夫一妻制。他在《弢园文录外编》中，从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角度，主张一夫一妻的必要性。中国自古以来极为看重传宗接代，王韬能勇敢地顶着传统压力主张一夫一妻制，表现了王韬对封建社会传统男权观念的大胆挑战[7]。可见游历期间接触的欧洲人文环境对其影响至深，提高了王韬的思想认识，进而表现在他的婚恋理念中。
三、《淞隐漫录》如何被地理环境影响
文学地理学提出，地理环境只能通过文学家的地理感知影响文学作品的创作，而这种影响通过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和空间要素（思想、情感、人物、景观、事物、事件、语言等）及其功能和结构来表现。地理环境的影响，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一）自然环境
论自然环境，上海坐落于长江和黄浦江汇合处，气候温和湿润，作为沿海城市航运便利，借着地理位置优越与适宜气候成了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得以最早接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文明，可谓是中西文化文汇的前沿地带。
（二）人文环境
优良的人文环境，有助于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封建中国逐渐衰败，走入了近代史的百年苦难。表现在文化上，则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封闭自足的封建儒学体系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缝。随着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清廷逐渐衰弱，越来越多人“开眼看世界”，正视自身发展的不足和西方先进科学理念的优势，思想、言论环境与之前相比，一定程度上变得宽松自由。这种沿海开放的自然环境和思想言论宽松自由的人文环境，对王韬产生了重要影响。地理环境通过影响文学家精神层面，影响文学创作。“这个精神层面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笔者认为，就是文学家的生命意识。”[1]一般来说，人们之所以被触及生命意识，是因为受到某些地理事象的影响。所谓地理事象，简要来讲就是发生在地表上的事件。王韬在上海居住期间，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1853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和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在《淞隐漫录》中亦有体现，如《朱仙》“值赭寇乱，江浙鼎沸，苏城危在旦夕”，《小云轶事》“赭寇陷城，女先期行去，人因服女之先见”。赭寇，是清廷对太平天国起义者的蔑称。眼看内忧外患国家危亡之际，王韬忧国忧民的心思被时局激发。怀着这样的生命意识，他开始进言干预，招致祸患不得不逃往香港，开启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流寓迁徙之路。这份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正是来源于江苏甫里成长那段时间接受本籍文化的熏陶，实实在在影响了他一生价值观念和文学创作。后来即便他游历欧洲各国、政治思想观念多有变化，但希望国家强盛、不再受列强欺凌的信念，则从未磨灭。王韬一生辗转多处，有长达23年的流寓迁徙经历。对欧洲各国的游历，扩大了他的生活与写作空间，使王韬得以接触异域文化，提高了思想认识。浓郁的异域风情和鲜明地域色彩，在他的文言小说集中亦有表现。但无论怎样丰富更新，王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依然烙印了本籍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参考文献】
[1]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王韬.弢园文新编[m].上海：中西书局，2012.
[4]王韬.淞隐漫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5]王双腾.论王韬“后聊斋”系列中的涉海小说[j].蒲松龄研究，2019（06）.
[6]马平平，顾明栋.清代小说中的海洋书写[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9）.
[7]胡彩霞.《淞隐漫录》的婚恋故事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2.
作者 徐楚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