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进一步探索旅游业的作用及其经济影响，文章对cnki中1989—2014年的文献进行了检索、筛选，就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从研究指标的选取和研究方法的运用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评述。研究发现：在研究指标选取上，旅游收入、旅游消费、支柱产业的贡献标准等获得普遍认可，所用频率较高；在研究方法上，大部分定量研究采用了投入产出分析或旅游卫星账户，而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在近几年的运用中崭露头角。研究指标选取存在解释缺失或解释过于简单的问题，而投入产出分析、旅游卫星账户、cge模型都是基于内在假设的前提下进行模型构建，是对现实问题的简化，存在局限；在具体操作过程中，3种测算方法对数据的要求极高，现行的统计制度尚无法满足要求。在后续研究过程中，旅游基础理论和相关概念界定、旅游数据统计、指标选择的原因解释、建模方式、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选择以及动态cge模型的研究等几大问题仍需引起广大学者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旅游业；经济贡献；投入产出分析；旅游卫星账户；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
2015年7月，国家信息中心旅游规划研究中心课题组采用旅游卫星账户法，以国家统计局、国家旅游局正式公布的各年度统计公报、相关年度旅游抽样调查、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测算了我国旅游产业对gdp直接和综合贡献，测算结果显示：2013年、2014年两年旅游产业对gdp直接贡献均超过7%，旅游产业对gdp综合贡献都超过10%；旅游产业间接带动增加值超过15000亿元，对gdp增长拉动点数在1%左右，对gdp增长率贡献超过10%[1]。这一测算结果无疑是振奋人心的，但随后便有学者对这一结果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认为该结果不实。“旅游业具有推动经济发展作用”的言论众所周知，但旅游业发展究竟带来了多少经济增量，旅游业的经济影响涉及了哪些行业，如何测度旅游业的经济影响等问题在学界尚无定论。关于旅游业经济贡献方面的较多成果中，研究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相似之处如研究内容与研究视角均与经济挂钩，研究对象上学者们一般选取具体的国家、地区或省市。存在差异的是研究手段，具体表现在研究指标选取和研究方法选择这两个方面。在指标选取上，旅游收入、旅游消费、支柱产业的贡献标准等五花八门。而在研究方法选择中，不同学者运用的方法各有千秋，具体有投入产出分析（input-outputanalysis）、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等。文章对cnki中1989—2014年国内的相研究文献进行了检索、筛选，就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从研究指标的选取和研究方法的运用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评述。
1研究视角
选择多元化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涉及旅游统计方面的研究，旅游产业效应的研究着重于经济效应评价。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学者对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的评估研究增多。这些研究围绕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其中，尤以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居多。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经历了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过渡，历时相对较长，研究成果颇多。在研究中，定性研究所起的是引导作用，占主导地位的是定量研究。定性方面的研究主要依据碎片式数据，对旅游业的影响进行描述、概括，在旅游业经济影响的方向性、系统性方面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理论，并为后续的学者开阔了研究思路。郑景胜、孙尚清等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郑景胜[2]通过企业数量、就业人数、行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行业职工人数占社会劳动者的比重、行业出口额占外贸出口总额的比重这5个指标与烟草、石油加工等行业进行了横向对比，在结合旅游业投入产出分析的基础上，得到如下结论：旅游业具有突出的经济性，经济效益处在较高水平上，创汇能力强，发展具有持久性。孙尚清[3]则从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创汇能力、关联带动作用等方面探讨了旅游业的积极作用，高度认可旅游业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并认为旅游业具有良好的前景。孙尚清引导学者们关注到了旅游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和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研究。这几项研究均未使用任何模型和定量评估方法，但其几乎成为旅游业对经济贡献研究的范式，后来学者在研究之中无论是测算旅游业的就业乘数、评价旅游业的创汇能力、与其他相关行业进行经济贡献对比或是评估旅游业对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作用等，基本都以这些研究为蓝本。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一般基于旅游供给、旅游需求两个维度着手。从旅游供给视角着手的经济贡献研究一般由从事旅游供给的企业或旅游产业创造的社会财富增加值体现，即将旅游收入的贡献转化为旅游企业数量的增加、吸纳就业人数增多、赢利增长等方面的变化；而从旅游需求视角着手的经济贡献研究则采用旅游者的旅游消费表达。
1.1基于旅游供给视角的旅游业经济增长贡献研究
基于旅游供给视角的旅游业经济增长贡献研究方面，学者们选取旅游收入作为主要研究指标，通过分析其与对应指标的比重大小得出结论。如在具体操作中进行旅游收入与第三产业产值、旅游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旅游业创汇收入及入境旅游人数这3组指标的相关分析[4]等。与旅游收入指标相对应的，是旅游总收入指标。学界对于旅游收入、旅游总收入的区分界限模糊，很多学者在研究时甚至混淆了这两者。对比选择旅游收入衡量旅游业经济贡献，旅游总收入的选择频率相对更高[5-8]，这并不能说明旅游总收入的衡量就比旅游收入可靠，而与学者们的选择偏好有很大的关联性。当然，也有学者质疑选用旅游收入这一指标衡量旅游业经济贡献的客观性，如吴忠才、粟娟、孙希瑞等学者认为国际旅游收入被细分为长途交通、游览、住宿、餐饮等9个具体项目，比起没有细分的国内旅游收入更准确可靠，故而选取了gdp作为基本指标，而选取国际旅游收入即旅游外汇收入为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衡量指标[9-11]。相较于旅游收入、旅游总收入和旅游外汇收入，旅游增加值这一指标无疑更为契合旅游业对经济的贡献研究。叶小青[12]、张文瑞[13]选取了旅游增加值占gdp比重来测算旅游业对经济的贡献。曾国军和蔡建东对此做出了解释：旅游总收入和gdp分属不同的统计口径，旅游统计中常见的旅游收属于总产值的概念范畴，相较之下旅游增加值更为准确[14]。
1.2基于旅游需求视角的旅游业经济增长贡献研究
基于旅游需求视角的旅游业经济增长贡献研究，学者们选取旅游消费作为主要研究指标。探讨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确旅游消费的涵盖范围是基本前提。在旅游消费的概念界定及范围划分方面的研究显得尤为薄弱，旅游消费是包含游客在旅行和游览过程中的各项支出[15]，还是旅游活动前、活动中和活动后这3个阶段的所有消费，不论是旅游活动之前收集讯息、准备行装，还是旅游活动结束之后冲洗照片、整理资信，都囊括在内[16]，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当然这与我国统计制度的缺位有密不可分的关联。由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消费调查、消费统计这两大难题，目前国内关于旅游消费的统计仅将旅游活动中的消费视为旅游消费，具体是长途交通、市内交通、邮电通讯、住宿、餐饮、门票、娱乐和购物8个方面，而忽略了旅游活动前和活动后两个阶段的旅游消费。此外，旅游活动中发生的诸如乘飞机、打话、购物、用餐、娱乐等活动的经济价值，被统计在对应的独立存在的交通、通讯、商业、餐饮和其他社会服务业的增加值中。这些部门并不清楚其顾客是不是旅游者，不可能也不会按顾客类别，将提供给顾客消费的各种产品的增加值划分为本部门增加值和旅游增加值[17]。评估旅游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选用哪一个或哪几个指标作为研究变量，这其中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边缘到核心的动态变化过程。从将人均旅游花费、交通花费、门票花费、旅游购物、娱乐花费纳入研究中[18]，到选取gdp增长率、城乡居民旅游消费支出收入增长率等指标建立探究城乡居民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19]；从选取人均国内旅游消费、人均gdp验证我国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20]，到通过居民休闲消费的变化对我国第三产业gdp和gdp总值的影响考察我国休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1]；再到引入旅游消费倾向率、旅游消费结构指数和弹性3个指标，分析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效应[22]，都凝结了学者们的心血，反映了研究指标的选取越来越成熟。旅游消费的经济贡献还体现在对社会消费的拉动作用上。例如孙根年和侯芳芳采用消费弹性、旅游消费倾向率和结构指数研究浙江省旅游消费结构的变化及其对社会消费的贡献[23]，2012年他们增加了旅游消费地位指数来测量福建省旅游消费结构变化及旅游业对拉动国民消费的贡献[24]。两个研究的结论一致：旅游消费呈现增长趋势，且其弹性增长率高于国民消费，是拉动国民消费的重要力量。而“旅游消费地位指数”这一新指标的引入，使得旅游业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更具体、直观。
1.3基于其他视角的旅游业经济增长贡献研究
基于其他视角的旅游业经济增长贡献研究，主要是研究者除了从旅游供给、旅游需求两方面选择研究指标外，还使用支柱产业的经济贡献标准——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需求收入弹性、就业容量和行业关联度4个因子构建指标体系评估旅游业的经济贡献[25-27]。如将拉动系数、生产率的上升率纳入范围，根据经济贡献率、增长弹性、拉动系数、产业结构、旅游就业5个指标以及旅游产业对gdp的贡献率、生产率的上升率、旅游需求收入弹性、旅游就业弹性、旅游产业关联度5个方面分析旅游产业对经济的贡献[28]；或者是选取旅游产业经济贡献率、增长弹性系数、旅游产业结构升级系数、旅游联动系数等指标[29]。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指标的数量并不能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提供保障，则在指标选取的时候简化操作，如邱志扬就选取区域生产总值增加值、旅游业总收入增长率、旅游业总收入依存度3个指标构建旅游业对区域经济贡献率的评价指标体系[30]。不论是选择扩充或是简化，学者们呈现的共同之处就是学术的继承，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学者们在进行指标选择时较少阐述选择理由或进行论证，即使有阐述理由和论证的，也仅限于一句或进行几句简单的文字表述，尚未发现论证某一个或某几个指标比其他指标更适合进行旅游业的经济贡献评估的理由在研究中出现。如此一来，学者们选择研究指标的科学性便有待商榷，其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值得怀疑。此外，尽管既有的旅游统计制度理论上包含居民或游客旅游活动前和活动后的旅游消费，实际研究却甚少将这两部分统计数据重视起来，往往仅限于使用旅游活动中的旅游消费评估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客观上低估了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若将旅游统计中旅游活动前和活动后的统计数据落实到研究之中，数据筛选和剥离等相关工作需要后续研究者探索。
2研究方法选择聚焦化
旅游业的经济带动功能很大程度上是旅游业备受青睐的原因，但是，旅游业的经济影响有多大、影响了哪些行业、受旅游业影响到底是利还是弊等一系列测度旅游业经济影响的问题是学界尚无定论的热点。为探其究竟，一些学者、科研部门、组织机构等均投入旅游产业地位分析、旅游经济效益评估、旅游统计工具研究等热潮中。在这20余年的旅游业经济影响研究中，研究的方法、模型数量众多，研究均以实证分析形式进行。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使用的方法包括投入产出分析、旅游卫星账户（tsa）、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计量经济模型和统计模型（econometricandstatisticalmodels，esm）等。这些方法之间多具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但其功能和侧重点各有不同。
2.1基于3种主流方法的旅游业经济贡献研究
2.1.1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旅游业产业关联影响研究
投入产出分析是一种研究经济体系中各个部门之间投入与产出相互关系的数量分析方法，最早是在1936年由美国经济学家wassilyleontief提出。该方法基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全部均衡论和产业关联理论，通过同质性和比例性这两种假定将一般均衡方程组进行简化，构造出一个多部门的经济体系，独自编制或利用已有的投入产出表，再根据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计算乘数，建立投入产出模型，进而评估经济影响中的间接影响和诱导效[31]。投入产出分析是在我国研究与应用最早的经济数量分析方法，经过50多年发展已比较成熟。学者们在运用投入产出分析的过程中一般与产业关联理论相结合，主要用其测度旅游业的关联带动能力、乘数效应和波及效应。如李江帆等学者依据投入产出理论对旅游业的关联带动能力和波及效应进行了探讨[32]；左冰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测度了我国旅游产出乘数以及就业乘数[33]。研究者在这一方法的使用上的继承趋势明显。不同学者在应用投入产出分析评估旅游业对其他行业的带动及贡献时，涉及旅游消费、旅游投资等多个不同的方面。测算旅游消费经济贡献方面的研究较多，如乔玮[34]在测算上海旅游消费引起产出增长的乘数效应时发现，乘数效应由高到低排列的具体情况是：企业服务业、化学工业、商业、饮食业、旅客运输业；周文丽[35]测度了1997—2007年10间我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对国民经济及各部门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及其变化，研究发现，旅游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保险业、其他服务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业在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对各产业产出增长贡献呈现从大到小的递减趋势。测算旅游投资贡献的研究尚不多见，目前的研究中发现王如东和诸大建[36]测算旅游投资对苏州经济的综合贡献时，投资系数位居前6位的旅游特定产业分别是航空旅客运输业、旅行社业、铁路旅客运输业、水上运输业、住宿业、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业。在旅游业的产业关联研究中，张华初和李永杰[37]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国旅游业对交通运输、住宿业和餐饮业的直接拉动作用最大。上述研究的测算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对于旅游消费、旅游投资、旅游业3个不同主体的研究存在差异属于正常现象，而在旅游消费的测算结果上，乔玮[34]与周文丽[35]都是采用投入产出模型计算旅游消费的经济影响，由于变量选取、测算工具等导致的结果差异可以排除，但乔玮[34]选择上海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中仅使用2002年的数据进行了静态分析，而周文丽[35]对比的是中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从1997—2007年10年间的动态影响，其中，研究对象、数据选取、分析过程等都有可能是造成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投入产出分析无疑可以被称作为综合性最强、因素最全面的乘数分析工具，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测评旅游业带来的经济影响，是建立在其细分、评价游客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消费具体构成的基础之上，其分析优势尤其体现在测算旅游消费的继发效应之上。投入产出分析的使用频率相对高，研究的相关成果相对较多，它在使用过程中可与其他方法相结合，尽管学者们也不断地设法对其进行改进和弥补，其缺陷仍旧存在。如张吉林[38]早在1999年就明确指出：传统的投入产出法自身存在的缺陷使其难以准确衡量旅游产业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在使用过程中，部分学者对投入产出表的理解不透彻，将其中的旅行社业等同于旅游业进行评估，导致旅游业的贡献被低估，造成研究结果的不可信甚至错误。考虑到该方法对资料要求过高，而且资料经过4~5年的老化后才能形成投入产出表等缺陷，学者们进而探索运用旅游卫星账户（tsa）进行研究。
2.1.2基于tsa的旅游业直接贡献研究
旅游卫星账户（tsa）是通过建立旅游业的10个经济账户反映旅游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和经济贡献的一种测量方式或者说手段。早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统计学家就率先提出了“卫星账户”的概念。lapierre和hayes在加拿大政府的充分重视和大力支持、推动下，最终于1994年创建了世界首例实用性的旅游卫星账户，这将传统行业中旅游产品的零散部分整合成了一个综合的旅游产业。国内学者一方面在旅游统计研究这一主题上做积极探索，另一方面则开始借鉴、参考和学习国外的研究成果，此举措的直接体现是20世纪90年代末引入了tsa这一研究内容。任佳燕和刘赵平[39]对tsa的基础知识做了介绍；李志青[40]引入tsa对上海市旅游业的产出贡献和乘数效应进行了实证性分析；李明耀等[41]对tsa的理论意义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李红艳[42]等学者则在初步探索tsa的创建上贡献了不可小觑的力量。刘迎辉和郝索[43]对比了tsa和投入产出分析两种研究方法的评价机理、理论视角、假设基础等多方面内容，尝试将两种方法进行融合，进而同时运用于实践中，试图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当然，tsa的研究和开发过程中也离不开一些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厦门、广西、江苏、浙江等地的旅游相关部门在早期对其进行了探索性实践，旨在利用tsa核算旅游产业的产出贡献，这为我国的旅游卫星账户构建起到了辅助作用。tsa目前已有30余年历程，自加拿大建立世界首例实用性tsa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西班牙等多个发达国家均先后对该方法进行了实践探索，这也是一种推动旅游经济影响研究的极大助力。尽管tsa的出现及发展为旅游业经济影响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推力，但其本身的缺陷仍不可忽视：tsa对旅游消费类型的划分及种类数量的要求极高，建立tsa成本高昂，收集旅游供求的详细数据任务艰巨等。在建立tsa过程中，向来只单纯考虑旅游者消费的产出变化和就业增加，而对于由旅游需求所引起的间接效应、诱导效应则未考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旅游卫星账户的分析和使用范围。再有，tsa是在事后对旅游业引起的经济影响进行评估的方法，时间上存在滞后，不能使用tsa进行预测。为了方便研究、节约在研究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的损耗，追求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客观性，对旅游发展引起的经济效应进行预测，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手段。
2.1.3基于cge模型的旅游业要素与现象平衡关系研究
cge模型脱胎于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1960年johansen构建的挪威多部门增长模型（multi-sectoral,growth,msg）被认为是第一个实用的cge模型。cge模型不仅关注产业部门及部门间的关联，还可包括生产者、居民、政府等主体，模型结果更微观[31]。cge模型广泛应用于经济研究之中，但其应用于旅游研究的时间短，目前在旅游研究的运用中出现的频率极低，运用cge模型的旅游研究成果稀少。仅有的研究中除郑玉歆和樊明太[44]指出cge具有模型理论基础严格、模型框架灵活、能够对现实经济进行综合描述的优点外，其他学者的研究多聚焦于旅游经济要素与现象之间的平衡关系。如黎洁和韩飞[45]构建了静态cge模型来分析入境旅游需求变化对江苏省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左冰和保继刚[46]利用现有cge模型技术分析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应；袁宇杰[47]在分析国内外投入产出分析、cge模型的建设和研究基础上，对我国旅游研究中cge模型的应用进行了评价，指出了我国旅游研究中cge模型运用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探讨了旅游cge系统的开发及应用；廉月娟和饶品样[48]构建了金融危机下的旅游cge模型，通过cge模型分析金融危机对入境旅游产生的影响，进而研究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cge模型拥有扎实的微观经济基础，这一点上远远地超过了诸如投入产出分析和tsa等其他的模型和测算方式，此外，cge模型还能够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但其对数据的需求量极大，这一方面也远远超出其他的方式，而对数据的这一需求给使用者增加了难度，极大地限制了研究者的使用频率。我国研究者对cge模型的运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对cge模型的很多应用方面不能够妥善把握。再加上还有在把握动态变化方面，cge模型同样还存在一些缺陷，cge模型的动态分析理论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2.2基于其他方法的旅游业经济贡献研究
其他研究方法方面，以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最具代表性。学者们在采用计量经济模型时一般结合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一系列方法来探讨旅游消费、旅游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多是选取某一地区作为案例，进而探索旅游收入、旅游发展或旅游消费与当地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实证分析[20,49-54]。赵磊和全华[20]将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结合，构建了var计量模型，并结合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分析，得到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武春友和谢风媛[49]利用门限面板模型剖析我国经济增长与入境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后发现：入境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限效应，即当入境旅游收入占gdp比重高于2.36%时，入境旅游业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反之则不显著。赵磊[50]在测算了省际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实证分析了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省际经济增长效率基本上处于低效率水平，但表现出逐渐改善的态势。而当期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效率呈现显著负影响时，滞后一期的旅游发展则表现出对经济增长效率的显著正向影响。刘佳等[51]运用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沿海城市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2002-2010年我国沿海53个城市的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的研究结论。刘春济和冯学钢[52]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实证分析后发现：国内研究先前得出的“经济增长推动入境旅游发展”的相关研究结论值得怀疑。赵磊[53]采用多种计量经济方法，结合1999—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平衡数据，得到中国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的结论。赵磊和王佳[54]基于中国30个省份1999—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多变量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发现中国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并且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显著积极影响。计量经济模型用随机性的数学方程加以描述经济活动中各个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是主要依托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的数理统计方法研究经验数据的模型。计量经济模型在模型设定、估计方法等方面要求严格，测算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有一定保障；但其变量设置、数据处理、模型运算等方面的复杂程度也会相应增加。
3研究评述
探索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已历经20多年的发展，郑景胜[2]、孙尚清[3]的开创性研究为后续学者奠定了研究指标选取、研究方式等方面的基础，在他们之后，学者们从研究指标选取、研究方法探寻等方面开展了针对性的研究探索，并借鉴了国外的先进方法和经验，推进了我国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的研究。研究指标选取主要集中在旅游收入、旅游消费、支柱产业的贡献标准等方面，但是研究指标选取的原因解释仅用几句话简单说明，未能采用科学、严谨的方式进行论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及准确性有待商榷。无论是投入产出分析、旅游卫星账户还是cge模型，都是基于内在假设的前提下进行模型构建，即便假设再完美，相对于复杂的现实而言总是存在局限的，而在假设前提下构建的模型，
也是对现实问题的简化，故而研究中出现与现实偏差的结果在所难免。这也是每一个理论都必然存在的局限[55]。在具体操作过程中，3种测算方法对数据的要求极高，而数据统计难度大、统计制度无法满足要求，存在数据缺漏的现象时有发生亦属正常。此外，我国编制社会核算矩阵所需要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获取的周期长，并不是每年都有投入产出表或延长表更新，时间上的滞后以及现实产业结构、经济状况、社会发展的变化等都会导致投入产出表和社会核算矩阵的误差。当然，在进行数据分析时数据处理软件的限制也是造成结果偏差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方法主要聚焦于投入产出分析、旅游卫星账户和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投入产出分析的主要功能是统筹安排部门生产比例；进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分析投资效果、劳动就业、人口增长、对外贸易、价格形成等各方面情况；改进地区和企业经济管理和工作机会等，其优点表现为综合性强、分析全面、反映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相互制约和互为条件的复杂的连锁反应关系。而其缺陷也同样明显：使用投入产出法的一些基本假设不能兼顾考虑现实经济条件的变化，反映的产业关联特征有时滞性；未能反映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收入与支出关系，如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情况；线性假设强烈，不够符合社会经济实际情况。旅游卫星账户的主要功能是掌握旅游部门的情况，为政策制定者呈现旅游业发展的“鸟瞰图”，以便与其他经济部门比较；分析旅游对gdp、就业、资本投资、税收等的贡献，以及旅游业在国家收支平衡中的重要作用。旅游卫星账户核算旅游业的直接影响，形成了独立的框架体系；将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结果更易被政府部门采纳。但其建设成本高昂，对旅游消费类型的划分及种类数量以及对旅游供求的详细数据等方面的极高要求限制了其建设和运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分析政策变化对国内经济生产、出口、福利、产业结构、劳动市场、收入分配等的影响方面展现了其强大的功能。其微观经济理论基础扎实，宏微观有机结合，适用性好；能模拟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更贴近实际的复杂经济体系状况，清晰模拟不同市场间的联系等优点也是其备受国外学者推崇的优势。但其数据需求量大、动态分析理论等缺陷有待完善。当然，要在短时间内解决面临的所有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后续研究过程中，这几大问题仍需引起广大学者的高度重视：一是在旅游基础理论、相关概念界定研究方面始终需要保持充足的投入。缺乏理论支撑或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晰等问题始终是困扰学者们的一大难题。二是数据统计方面的完善必不可少。当前，国家旅游局已认识到这方面问题的严峻，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提出要“两条腿走路”，会同国家统计局做好常规旅游统计工作，开展旅游业增加值核算，全面反映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同时，会同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开展“中国旅游业综合调查测算与运行监测评价”，建立旅游经济运行动态监测机制。新公布的《国家旅游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15）》①预示着旅游统计从理论到现实的跨越，有望从数据统计的源头开启实质性的变革，对未来的研究将是一种革命性改变。三是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对指标选择的论证需要引起重视。这直接关系到研究结构的严谨性及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详细阐述指标选择的过程和可操作性，如在建模过程中对比选择不同指标的操作结果等。四是建模方式需要不断改进。建模以更契合现实为目标，而非注重研究结果的理想化。五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选择上也需慎重。在未来的旅游业经济贡献研究中，研究指标、研究方法的选择将会更多，新颖的方法和工具其效果并不一定就更好，遵循适合的匹配原则才是最佳选择。投入产出分析因其历时长的优势，发展相对成熟，是较为稳妥的分析工具；而旅游卫星账户的建设正在持续进行中，其发展前景也值得期待；我国在cge模型静态分析的研究运用中尚处于薄弱地位，需要更多的研究支持，而动态cge模型的研究将进一步带动我国研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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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民坤、蒋丽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