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是佛教十分盛行的时代，此时期大量的佛经开始被翻译成汉语，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开来。这对唐代文人创作用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唐代，一些文人较为喜欢将“衣钵”、“涅槃”、“雨花”、“罗汉”等含有佛学思想的词汇应用到诗文之中。不仅如此，唐代的一些文人为了准确地使用佛经里面的词汇，还主动地学习《维摩诘经》、《华法经》、《华严经》等佛经经文，因为这些佛经富含丰富的文学思想，当时在诗文中引用佛经词汇的现象十分常见。因此，要准确理解唐代的一些诗歌作品，必须具备基础的佛学知识，否则就难以准确理解一些诗歌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意境。本文将对佛学思想对诗歌、散文、小说三个方面的影响进行论述，以明晰唐代佛学思想对于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具体影响路径。
关键词：唐代、佛学思想、文学创作
佛教传入中国来，不断的发展壮大。到唐代，佛教迎来了大发展时期。随着佛教不断的本土化，佛学思想在对儒家、道家思想进行融合的基础上，还与当时的绘画、书法、诗歌等艺术领域广泛的结合，不断地渗入并影响唐朝的文学领域。佛学思想对文人学士的影响在唐朝表现的最为明显。例如:精通佛学的唐初四杰之一—王勃，为《四分律宗记》作过序。古文家梁肃是天台宗义学大师。到中晚唐时期的文人，被评价为“披着袈裟的文人”。由此可以看出，唐代佛学思想对于古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不可低估。
一.唐代佛学思想对古代诗歌创作的影响
中国诗歌受佛教的影响是极其漫长的。东汉末年，佛教传入我国。从史料，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基本没有体现佛学思想的。从晋代开始，受佛教思想影响的诗人开始增多，诗歌的创作已经从将佛家用语带入诗中转变为用诗词体现佛学恬淡无欲思想。到佛教繁荣发展的唐代，文人学士开始运用艺术手法将佛禅义理润物细无声地融入诗中，出现了大量富含禅理的诗歌。如有诗佛之称的王维，深受禅宗思想影响。在送别友人时作《送别》：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1]《送别》在阐述了王维对现实不满的同时，还表达了他似看空一切超然于世还想隐逸佛家的思想。本节将从诗歌声韵、内容意境三个方面探讨佛学对唐朝诗歌的影响。佛学的传播推动了诗歌声律的发展[2]。唐代的文人普遍接触并熟悉佛典，为佛学思想与诗歌的融合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在佛典的十二分教中有两部分“韵文”———“祗夜”和“伽陀”，当时被称为“偈”、“颂”或“偈颂”，在佛经中作为赞颂词使用。佛经传入中国时，译经学者为了翻译的佛经便于诵读和理解，采用了当时诗歌的传统形式四言、五言、六言和七言进行翻译，并且以五言的形式居多。当时的文人通过对佛经译文的结构与韵律研究，总结出了汉字的四声规律，即汉字平、上、去、入四种不同的声调。汉字四声律的产生直接影响了中国诗歌的创作手法。文人们开始追求诗歌的形式美和格律美。由此，之前几百年的古体诗歌开始淘汰，新的格律诗出现并迅速传播繁荣。佛学的传播拓宽了诗歌的内容。随着禅宗创立，佛教的本土化，佛学新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佛教也在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3]。更多的佛学思想在越来越宽泛的诗歌创作题材中得以运用。同时在唐朝，写禅诗的不只是诗人，也有很多的僧人。诗僧涌现，对于唐朝百花齐放的诗坛的壮大起到了很大作用。文人学士对佛教的追捧，特别是结交高僧大德之风，让唐朝的诗歌出现了更多的与佛教、僧侣有关的诗。诗歌的创作内容从传统的爱情、亲情、友情、离别情等方面，拓宽到表达佛理的管道。禅宗思想的传播丰富了诗歌的意境。佛学思想在唐朝诗人的笔下，摒弃了直接引入佛语，采用借助于外在事物景象的描写，将诗歌文化与佛教文化相结合，内化为了诗歌中扑面来而的清风禅意。又如王维的《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该诗表达了王维厌倦了俗世而隐居终南山的生活，用“空”字表达了隐居后的宁静的心态。描述了“空”的状态中欣赏的别样景致与超然的心境[4]。王维诗中呈现的超然心境，并不仅仅风景所致，而是其对禅宗南宗的“任运自然”、“无念”等禅意的领悟，将领悟的禅意、佛理运用山水诗歌的表达形式予以呈现。
二.唐代佛学思想对古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先秦两汉，中国古代小说萌芽。魏晋南北朝时期受佛学经籍内容影响，出现了“志怪”和“志人”的两种文言小说。到唐代唐传奇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而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与佛教的发展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萌芽时期的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篇幅短小，且每篇均是平铺直叙一个故事。六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佛教迎合了当时人民思想需求的，其思想受到了文人的青睐，应用佛经故事的志怪小说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随着佛教的发展壮大，小说在唐代从前期对佛经故事采撷，不断发展成熟转变为传奇，佛教思想在唐传奇小说中流行。佛教思想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佛学思想的传播拓展了小说的题材。佛教发展到唐代，佛学译经的大量涌现，僧侣们为了更好的宣传佛学思想，开始采用讲唱的方式讲经。从唐佛教僧侣宣传佛教讲唱佛经的底本中诞生了为中国小说题材提供了丰富素材的变文。如李隐所着的《冉遂》就明显受到变文《目连救母》故事的影响。同时受佛学思想影响，唐小说大量出现转世、再生、离魂等情节。如陈玄祐的《离魂记》等。这类故事结构的产生，构成了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一条脉络，对中国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佛学思想的传播丰富的小说人物的形象。唐前期中国古代小说以神话故事人物或者僧侣本人作为叙述小说的主体。而在唐代小说中出现了夜叉、龙族等大量曾经存在于佛经里的人物。如《太平广记》卷三百五十七,专门有“夜叉”类的记载[5]。其中载于《博异志》的《薛淙》就讲述了一个天帝使者捉拿飞天夜叉的奇异故事。唐初的传奇小说《古镜记》中，在小说当中的鹦鹉能够变形为人，也有大量的龙变形成人的记载。佛学思想的传播促进了小说结构的完善。佛学译经及讲经文，一般都以一个故事为主干，同时穿插许多小故事丰富叙事内容。这种手法对小说的创造产生巨大的影响。唐代之前,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六朝志人志怪作品多是不完整的片段。在唐深入人心的佛教因果报应思想的影响下，唐小说结构开始完善。奉行“善恶有报”的主旨，唐小说变得有头尾，开始具有了完整的结构。如唐传奇作品中的《李娃传》以及《柳毅传》。
三.唐代佛学思想对古代散文创作的影响
冰心先生曾说:“我们中国自古是个散文成绩最辉煌、散文作者最众多的国家。”散文是我国“丰富多采而又独树一帜的传统。”[6]著名散文作家郁达夫也曾说过：“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7]对中国散文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佛学思想与我国古代散文创作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佛学思想传播为散文诞生奠定了基础。到魏晋时期，中国古代文坛骈俪化越演越烈，文风奢靡无实物。查看佛教佛经译本，在鸠摩罗什译经本中，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印度佛经原文的词语、文法和风格。而印度的佛经具有韵文体和散文体的特征。鸠摩罗什译经充满了外来语与汉语语调相融合的文体。这种简约、质直的文体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坛的散文写作。随后，随着轰轰烈烈的译经运动，译经发展到唐代，译经成为了在古文基础上，吸收梵文优点创造出来的质朴、通俗、简单的优美散文，散文观念随之形成。从本质上来看，散文是佛学思想与儒家思想冲突产物。佛教传播发展与译经的轰轰烈烈导致了排“佛”复儒的“古文”运动产生。但经过数代大师译经奠定的基础，佛教创立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在散文观念形成的唐代，中唐时期的新乐府运动，让散文与古文分道扬镳，独立于文坛。王维可以说是唐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在王维的三百多首诗歌中，出现佛经用词达到了四百多处。“清净”、“空寂”、“灭相”等体现佛学思想的词汇，在王维的诗歌里并不少见。虽然王维的作品以诗歌著称，实际上王维也有一些散文作品，比如《山中与裴秀才迪书》、《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就是两篇经典的散文作品。因此，在唐代无论是诗歌创作者、小说创作者还是散文创作者，都难以避免受到佛学思想的影响。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之下，王维的诗歌创作自然难以脱离大环境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45页。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3]李淼：《禅宗与中国古代诗歌艺术》，吉林：长春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3页。
[4]霍建波、李领弟：《论唐代文人对佛教思想的接受》，《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89-93页。
[5]【宋】李昉着，高光等编译：《文白对照全译太平广记》，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2-73页。
[6]冰心：《我们的新春献礼》，《人民文学》1980年第1期，第13-15页。
[7]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作者 周海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