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大千作为20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泼墨画工，在泼墨与泼彩上开创了全新的艺术风格。张大千创作的仕女图作品自成一体，特别是当他从敦煌临摹学习壁画回来以后的仕女画作品更是产生了质的变化，令人惊叹不绝。文章对张大千敦煌壁画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展开分析与探讨，旨在挖掘其背后蕴藏的深层次文化内涵，为张大千相关艺术理论与实践创作研究者提供一定指导。
关键词：张大千；敦煌壁画；女性形象
女性形象在我国绘画艺术发展过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同时其也成就了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辉煌。而被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张大千，他塑造出了众多富有独特个性的女性形象，向绘画艺术爱好者展现出来。在1941年至1943年，张大千西去敦煌临摹了大量的敦煌壁画，也正因为此行让他加深了对传统绘画的了解与认识，汲取了大量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文化营养，在绘画创作中女性形象风格产生了较大的变化，绘画色彩上带有强烈的唐人遗风，更加敢于利用纯色进行相互搭配，给人呈现出一种现代健康女性之美。
一、张大千壁画女性形象相关造型特点分析
（一）飞天女性形象造型特点
在敦煌壁画中飞天是其最为人所熟知的标志，敦煌飞天实质是指画在敦煌石窟中的飞神，它是多种文化的结合体，飞天形象主要包括了散花飞天、双飞天、单飞天以及童子飞天等。如张大千西去敦煌临摹的晚唐飞天，该飞天女性形象的造型特点是面容精致、身形窈窕以及线条光滑等，塑造出了一个丰腴华贵的飞天女性形象，向观赏者呈现出了飞天女活泼生动、灵动有趣的性格特点。张大千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造型艺术形象塑造不仅注重对飞天发髻、唇式以及眉式的刻画描绘，还融入了自身丰富的想象力，充分表现出敦煌壁画飞天灵动的一瞬间特点，让人直观感受到飞天穿梭于楼阁云层之间时身体姿态的轻盈灵巧[1]。除此之外，张大千还通过运用敦煌飞天造型形象展开全新创作，促使敦煌壁画飞天原构图形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将原有的工笔式创作绘画方式转变成写意式，这无不体现出张大千作为伟大艺术家的创新创造力和高超绘画技艺，同时也是他对敦煌壁画女性形象塑造展现的进一步升华，向人们有效传递出了敦煌壁画飞天形象雍容华贵的非凡气度。
（二）张大千敦煌壁画女性形象服饰特点
张大千西去敦煌临摹了大量的敦煌壁画作品，这些作品中女性形象服饰文化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能够帮助人们更加深入透彻了解到敦煌女性服饰的特征。张大千在临摹敦煌壁画过程中优化整理了古代传统服饰资料，在画稿中应用了复原临摹手法，并要求弟子在临摹绘画时不仅要注重准确性，还必须充分凸显出自身的个性化风格和主观认识，注入自身丰富的创作思想感情。张大千敦煌壁画女性形象服饰和装饰纹样都体现出了较为强烈的质感，他主要通过采用了线描稿、复原图以及赋彩重绘等不同方式有效展现了敦煌服饰结构、纹样以及色彩等特点[2]。张大千在临摹敦煌壁画时科学遵循了“原型原色”的基本原则，在摹本绘画处理上保持与敦煌壁画的相同尺寸，同时还丰富了原壁画女性形象服饰、装饰纹样。张大千敦煌壁画复原图创作表现手段体现在对传统绘画艺术图像资料的系统整理和研究，然后利用现代绘画艺术创作技巧展现了古代敦煌壁画女性形象的服饰面貌特点，是一种在敦煌壁画原图基础上的创造性复原。
（三）张大千敦煌壁画中菩萨造型特点
与敦煌壁画原画相比较，张大千摹本下的敦煌壁画菩萨形象更加趋于世俗化和女性化，其赋予了作品更多的创新生命力，促使传统菩萨的清瘦窈窕造型转化为丰腴华美的造型，从而更加凸显出了菩萨造型的女性特征，让人眼前为之一亮。如张大千的摹本供养菩萨，从该摹本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菩萨一手轻轻托起一个琉璃供盘，另一手则是提着飘逸的长巾，头部与身材比例与现代女性比例较为相似，面部形态也与生活中看到的女性面部形态无多大差异，弯弯的柳叶眉、小巧的嘴巴、莹白的肤色以及s型的身材就像是一个江南温柔女子。这种世俗化的菩萨女性形象就是中国人眼中的典型美女形象，能够向人们有效传递出东方古典主义的含蓄之美，促使观赏者内心油然而生一种爱慕与亲近的感觉。张大千西去敦煌进行壁画临摹时，极为关注对壁画菩萨形象冠饰、眉式、唇式以及璎珞的精心描绘，同时也融入自身丰富的创造想象力，将主观意识应用在临摹作品创
作中，充分展现出了敦煌壁画菩萨形象青春洋溢、乐观开朗的特征。张大千合理运用艺术手法将敦煌壁画菩萨形象与生活真实人物形象有机结合在一起[3]，从而有效赋予了敦煌壁画菩萨形象更多的生命力和活力，打破了传统艺术表现的程式化和人物性格特征模式化的限制，以人物形象的行为举止去表达出内心深处的丰富思想感情，从而在敦煌壁画临摹过程中描绘出了这种具有强烈人间情味的世俗化菩萨形象，充分体现出了张大千对人物神情的精准把握和理解。
二、张大千敦煌壁画女性形象的形成及其原因
（一）继承与创新中国传统绘画构图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在艺术文化发展中中国传统绘画具有完善的构图理论。例如，著名东晋画家顾恺之在其绘画理论中提到“置陈布势”，指的是画中形的具体位置和陈列，置陈是以布势作为结果，布势则是布陈发自形内的核心力量，它们两者之间必须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在一起。直至清代八大山人、石涛就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传统绘画构图理论，传统绘画构图就是要科学筹划整个作品画面结构，绘画创作者需要在有限的空间内去优化设计画中形的具体位置，并陈设出一种具有良好视觉效果的艺术画面。在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人们将构图称为位置经营，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主观思维，因此构图表现上会呈现出多元化的审美取向，各自有各自的风格特点。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作品就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绘画构图理论，并且还得到了有效创新。张大千为了能够营造出一种独特女性形象，在敦煌壁画临摹改造过程中除了继承中国传统绘画构图理论外，还通过建立不同的绘画创作语言秩序去有效表现出作品的独特性，而不是一味地去进行模仿。张大千本身学习绘画的经历是从仿古（明清两代）开始的，在其早期创作的仕女图作品就继承了明清画家的创作特点，而当他西去敦煌见识了大量的壮观壁画作品后，就更加推崇盛唐气象，其临摹作品充分体现出了盛唐时期人们对于女性丰腴形象的审美推崇。张大千通过临摹学习敦煌壁画，从中有效汲取了大量隋唐人物画的艺术创作技法和经验，并让自身仕女图绘画创作达了巅峰时期。
（二）写实与写意造型结合审美取向
通过深入分析张大千的绘画创作作品，我们可以得知其创作描绘的造型基本都是以素描为主。也正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绘画家米开朗基罗所说，素描是一切造型的源泉和基础。张大千在造型描绘创作过程中极为注重以线造型，并且还将各个线条升华成具备写意内涵的线。张大千在敦煌壁画临摹绘画实践中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线描技法，还创新了线条组合表现手法，融入了自身创作风格和个人情感，从而促使张大千的敦煌壁画女性形象变得更加独特而美丽，让人过目不忘[4]。张大千西去敦煌临摹后，从中领悟到了晋、隋唐、五代绘画艺术中所蕴含的传统绘画艺术线条美和人文精神，同时还从中汲取了适合自身创作风格的骨法。张大千写实与写意造型结合的审美取向不仅高度重视线条的力度和转折，还强调抒发个人丰富情感，以精炼之笔勾勒出主观意识中的人物形象形态，充分表达个人情趣。
（三）绘画创作现代精神
纵观张大千的一生经历，其前半生处于一种社会飘摇动态的文化发展环境里，但是他仍然不畏惧时局动荡到处学习各种传统艺术，并将其运用于绘画艺术创作，从而促使张大千能够出入古今、融汇东西。后来张大千举家迁往海外开始接触西方现代艺术，对于他说就等于打开了一个新的艺术创作世界，张大千与毕加索在法国威尼斯的见面交流，让张大千汲取了更多的艺术创作经验。毕加索认为中国人到西方国家如果只是学习西方写实绘画，而不去追求自身文化艺术主体本质精神，那么就是一种舍本逐末，难以创造出属于自身风格的崭新绘画艺术作品。美国大学教授markjohnson认为张大千熟识9世纪以来的历史艺术风格，在绘画创作上兼具了西方印象派与抽象表现主义风格，因此他称赞张大千为“中国绘画中非凡的巨人”。张大千绘画创作继承了传统绘画创作技法，同时也体现出了现代艺术创作精神，有效形成了属于张大千艺术创作风格的人物画面貌。张大千描绘的女性形象把东方造型艺术表现形式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让人们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表现形式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与审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张大千西去敦煌临摹壁画之后形成了属于个人特色的人物绘画创作风格，实现了融会贯通，并全然领悟到了中国人物画的核心精髓所在，之后在其女性形象绘画创作中就展现出了一种瑰丽而自然的特点，更加能够贴近人们的审美观念。加强对张大千敦煌壁画女性形象的深入研究，能够充分了解到古人塑造形象的各种创作技巧和手法，基于此可将其创新融入到现代绘画作品创作中。
参考文献：
[1]马涛.张大千敦煌壁画女性形象研究[j].艺术百家,2016(3):54-56.
[2]马涛,尹立峰.张大千绘画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j].戏剧之家,2017(10):21-23.
[3]彭文静.敦煌供养人像与张大千仕女画:谈大千仕女画风格之变因[j].书画研究2017(3):48-49.
[4]魏学峰.传移模写贯古通今: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时代意义[j].物华天宝,2018(3):35-37.
作者 金爱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