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当代译坛上，作为学者型翻译家叶渭渠教授，自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在日本文学的翻译与研究领域一直笔耕不辍且硕果累累，为日本近现代文学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传播和接受做出重要贡献，并被日本《图书新闻》称作“中国的日本文学最先的领悟者和阐释者”。
【关键词】
叶渭渠日本文学翻译家川端康成
一
1929年出生于广东的叶渭渠，其童稚教育启蒙开始于南洋的一所旧式私塾，后就读于越南西贡堤岸知用中学。1952年6月叶他怀揣一颗报效祖国之心经香港回国并将燕园北大作为第一个向往的神圣殿堂，就读于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修日本语言文学。叶渭渠曾回忆自己尽管“在班上成绩平平”，但是“对文学课老师刘振瀛先生讲授芥川龙之介的《鼻子》和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的幽默的笑，却认认真真地听，认认真真地领会，大大激发了我学文学的热情，提高了我的文学素养，为我后来从事日本文学翻译与研究打下了虽是初步的、但也是重要一步的基础。”①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做秘书的叶渭渠虽然没有能够从事他所向往的日本文学研究，但在从事对日文化交流工作中，却与许多日本作家、评论家如加藤周一、山崎丰子、有吉佐和子、松本清张、野间宏、小田切秀雄、长谷川泉等开始了密切交往，并着手翻译、撰写一些介绍日本文学的书籍和文章。特别是此时的中国译坛1954年全国翻译工作者会议召开后呈现出勃勃生机，一些在20－30年代就活跃在译坛上的老一辈翻译家如丰子恺、楼适夷、周作人、钱稻孙等和涌现出的一批译坛新秀如刘振瀛、文洁若等共同努力使日本文学的翻译进入了此前从未有过的繁荣阶段。这对年轻的叶渭渠自然是一种鼓舞，他积极利用业余时间准备资料，加强文艺理论学习，为选择研究课题和方向做准备。可是不久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将他全家下放到河南信阳干校务农。当面对未来脑中绝不存回京再做学问的念头时，1972年中日邦交关系的正常化却给了他们回京的机会，叶渭渠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由于当时的中国“还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外国文学只出版了少数供内部批判或参考用外，其他作品一概无法出版。”②叶渭渠只好选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在外地主》、《为党生活的人》、《昭尾村》四部作品，由于原有译者均未被“解放”，原译本不能采用，叶渭渠只好重译。但在终审时，《为党生活的人》被认为宣扬了“错误路线”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而未能出版，其他三部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0月出版。《蟹工船》是叶渭渠翻译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该译作后被多家出版社重印再版，但它并不是译者翻译生涯的开始，其第一部译作当“是60年代初就开始翻译的有日本当代女作家吉佐和子的《三个老太婆》，可惜译毕交付出版社不久，一场不要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铺天盖地而来了，它的命运自不待言。……当领导容许出版一些‘进步的资产阶级’作品供内部参考的时候，我又翻译了《木偶净琉璃》、《墨》、《青瓷瓶》，还与他人合译了她的长篇小说《恍惚的人》，先内部出版，‘文革’结束后又公开发行。”③上述提到的三部译作，前两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于1977年和1981年出版，后一部在《外国文学季刊》1982年第1期发表。
1976年结束了持续十年的文化浩劫，也使中国的外国文学译坛迎来复苏的迹象，叶渭渠仍然一边从事编辑工作，一边进行文学翻译。197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的《砂器》，这部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被叶渭渠译介后不久，就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放映。影片兼具推理与音乐，受到因文化大破坏而处在书荒、电影荒时期的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并由此引发了一个时期的“日本电影热”。这是叶渭渠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翻译的电影剧本，此后，他很快转到了文学翻译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叶渭渠亲自担任丰子恺先生翻译的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责任编辑，
为促成这部译作的面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时自己也转向对川端康成作品的译介。川端康成是日本现代著名作家，196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继印度诗人泰戈尔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二位东方作家。当日本举国上下为川端康成获奖而欢腾时，大洋彼岸正沉浸在“文化大革命”狂热中的中国却未做出多少反映。1981年9月，山东文艺出版社将叶渭渠译出的《雪国》和唐月梅译出的《古都》合为《古都·雪国》出版，这是川端康成获奖的三部作品中的两部。《雪国》作为川端的代表作，对人物和自然风物的描写方面表现出创作艺术上的成熟，即把对日本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对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的运用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中译本出版后，立即得到读者的喜爱。《山东新书》在题为“真切的写照、深刻的剖析”的书评中指出：“译文自然、清丽、流畅，博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再此谨希望，今后能多译出这样好的世界名著，一飨读者耳目。”这样，叶渭渠与老翻译家韩侍桁一起成为川端康成作品在中国的最早开译者。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韩译《国》虽然比叶译要早两个月，但叶氏早在1976年就开始了对川端康成的关注。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编辑《日本文学丛书》时，有人担心收入川端康成卷会招来非议，我便贸然承担了该卷的编选和翻译工作。在编选过程中，我大量阅读了川端的作品，觉得他的创作的确复杂，但也了解其创作更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在艺术和美学方面涉及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于研究日本现代文学是很有意义的，因此，我开始以川端为对象进行研究。”④尽管出版《雪国》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导下，以译介川端为开端的日本文学也在中国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雪国》译本的出版还是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许多读者问，无论按发表时间来排还是按小说重要性来排，都应《雪国》排在前，为什么要将《雪国》放在《古都》之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许多日本学者也不理解，为什么呢？出版社向我们约了这两篇稿，编辑和总编都同意出版，编辑室主任认为写妓女，是黄色小说，坚决反对出版《雪国》，后来请示了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比较开明，说有政治问题他来承担。最后书出来了，原来反对者仍要突出《古都》以淡化《雪国》，便有了《古都·雪国》的书名。……在1984年‘反精神污染运动’一来，时任编辑室一负责人还要把《雪国》从正在编辑的选集中撤下来。我坚持不收入《雪国》选集就没有代表性，干脆就不出这选集算了。经过一番周折，得到其他负责人的支持，《雪国》才没有被毙掉。”⑤无论从创作者的成就还是从翻译者的水平看，《雪国》的确是一部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自1981年到2003年它分别被10多家出版社再版，并被国家教育部高校指委会指定为大学生必读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叶渭渠主编的10卷本的《川端康成文集》时，终于以《雪国·古都》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1983年正式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专事日本文学研究的叶渭渠尽管已到了“知天命”的时候，但他却把这一机遇视为自己事业的起点。在《雪国》之后，叶渭渠继续译出川端的一系列作品：《母亲的初恋》、《名人》、《温泉旅馆》、《致父母的信》、《参加葬礼的名人》、《川端康成小说选》、《花的圆舞曲》、《南伊豆纪行》等。在叶渭渠的努力与带动下，川端作品的译介不仅成为80年代初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中的热点，而且还迎来了1985年川端作品翻译的丰收年，“这一年中共出版了七八个川端康成作品的译本……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奖的几个作品-《雪国》、《千鹤》、《古都》等，都有了译本，而且是两个以上不同的译本。”⑥1986年，叶渭渠受日本学习院大学之邀做客座研究员，1987年又与唐月梅被日本早稻田大学聘为特别研究员。他们在从事日本文学史研究的同时，注意与日本学术界名流加藤周一和研究日本文学的著名美国学者唐纳德·金等进行交流，特别是与日本川端康成研究专家长谷川泉先生的交往促进了叶渭渠对川端翻译与研究向深度与广度方面的拓进。除继续译出《川端康成散文选》、《春天的景色》、《川端康成掌小说四篇》、《川端康成谈创作》、《川端康成掌小说百篇》等作品外，叶渭渠于1989年写了一部近20万字的专著《东方美的现代探索者—川端康成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是由中国学者写出的系统介绍与研究川端康成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第一部作家研究专论。叶渭渠从东西方文化交融和古今文化继承的角度，探讨日本文学的传统理念和审美意识对川端文学及作家主体意识的影响，提出了川端“吸收西方文化技巧多于精神，承传东方传统精神多于技巧”的独到见解。问世后的专著在国内外日本文学研究界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日报》和一些报刊相继发表评论文章。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林林先生说：“他对川端康成的研究做到系统化，并有理论深度，处在这一学科研究的前列。”日本川端康成研究会会长长谷川泉先生在“赞赏作者的眼力准确”的同时，也认为这部专著“谈及川端的主要作品，非常周到，而且非常缜密。”这样，叶渭渠“作为八十年代以后活跃的日本文学翻译家，他为川端康成文学在我国的翻译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⑦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叶渭渠有“川端康成研究之王”的称誉，日本著名学者千叶宣一曾这样评价：“叶渭渠教授以他的专著《川端康成评传》及译作的成果足以证明他居于外国、包括欧美在内的川端康成文学研究的第一位。”（《日本现代学思潮史·序言》）尽管国内外好评如潮，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在自己所开辟的学术之路上探寻。进入90年代，尽管中国的“日本文学热”呈现出总体降温的趋势，但中国译坛对川端康成作品的译介依旧是热火朝天。叶渭渠虽然自1992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但对日本文学翻译与研究的热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进入了“更上一层楼”的境界。同年，他被日本横滨市立大学邀请任客座教授，除进行《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外，还与有关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先后译出《伊豆的舞女》等三篇、《春天的景色》、《川端康成散文》（上下卷）、《小说经典·川端康成》（三卷）、《花未眠》、《再婚的女人》、《天授之子》、《蝗虫与金瑟琶》、《关于美》、《睡美人》、《临终的眼》等作品，还主编了四套川端康成的作品丛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的《川端康成集》（全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的《川端康成文集》（全10卷）；漓江出版社1997年8月至1998年2月出版的《川端康成作品集》（全10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8月出版的《川端康成少男少女小说集》（全2卷）。在丛书的某些文集中，收入了叶渭渠近译的《睡美人》、《湖》、《山音》、《美的存在与发现》和唐月梅译的《千只鹤》、《我在美丽的日本》、《舞姬》等作品。“在九十年代川端康成的译介中，翻译家叶渭渠处于中心地位。”⑧《伊豆的舞女》是川端康成的成名作，该作品中译本自199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后，1996年先后由中国社会科学、百花文艺和海峡文艺等出版社再版；2001年和2003年又分别由南海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叶渭渠叶渭渠利用多次东渡访日的机会，查阅并收集了大量有关川端的研究资料，还多次踏访川端足迹，与日本的川端研究专家对话交流，充分吸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自己多年来翻译与研究川端康成创作的体会，翻阅了自己收藏的37卷日文本《川端康成全集》，然后对自己在80年代末出版的专著《川端康成评传》进行修改和补充，将原来的193千字扩增为311千字，修订本以《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之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该书“资料很丰富，对作品的分析深入细致，观点剀切详明，堪称我国读者全面了解川端康成的必读书。”⑨是中国学术界研究和评论川端康成的集大成性质的专著，也是叶渭渠多年潜心研究川端文学领域的硕果，既显示了作者学术观念的更新，也表明了作者为自己提出更高更难的学术追求。
为了让更多的中国读者了解川端，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99年3月出版了普及版的《川端康成传》（140千字）。1999年，为纪念川端康成诞辰100周年，叶渭渠主编了由中外学者撰写的研究论文集《不灭之美—川端康成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其中叶渭渠从审美文化的角度评论川端康成的文章《川端康成对传统美的新探索》，改变了以往中国学术界研究川端康成的视角和方法，成为中国学者中有代表性的文章。作为中国的川端康成文学翻译与研究的集大成者，叶渭渠并没有将自己的视野限定在某个作家的创作上，他在关注川端的同时，也在密切注视日本文学的最新动态。1991年与唐月梅和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合作主编了《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丛书》（全10卷）。1994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被正在日本访问的叶渭渠获知后，在归国的飞机上他就开始阅读大江的作品并思考着如何向国内读者介绍他的作品：“因为大江健三郎是存在主义作家，有些作品又属探索关于性的，这些在国内都曾是属于禁区的。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长期以来，国内译介他的作品，几乎是一片空白。”⑩回国后的叶渭渠立即组织人员翻译大江的作品并联系出版等有关事宜，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只用了不到5个月的时间，就在1995年5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推出了《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全5卷）。叶渭渠在为该作品集写的序文中，谈到了大江获奖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他运用存在主义的技法，又扎根于民族的思想感情、思考方法和审美情趣，以及活用纯粹日本式的语言和文体，创造了大江文学，具有特殊性、民族性的同时，又拥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义。从这点来说，大江获奖不是也可以在其偶然性中发现其必然性吗？”其后，叶渭渠同大江健三郎本人取得联系并在作家的全力支持下主编《大江健三郎新作品集》（全五卷），由作家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该丛书在选题上和《作品集》没有重叠，可以看作是前者的续编或补充。随后，他主编的大江健三郎的短篇集《人羊》和小说随笔集《个人的体验》在1997年分别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出版。大江在20世纪60年代跟随著名作家野间宏访华时曾与负责接待工作的叶渭渠相识，但那时他只是刚走上文坛的新生代。然而事隔40年之后，当他于2000年秋再度抵达北京时，身为名作家的大江再次与叶渭渠相逢时已经成为好朋友。叶渭渠在20世纪80—90年代翻译的其他日本作家的作品还有：森鸥外的《雁》，佐藤春夫的《阿绢和她的哥哥》，藤枝静男的《小豆岛文学漫记》、三岛由纪夫的《雅典·印度通讯》，东山魁夷的《巨星陨落》、《我的道路》和《中国纪行水墨画的世界》等。叶渭渠和唐月梅既是生活上的伴侣，又是事业上的知音。这对译坛伉俪既有各自的翻译视野和学术研究领域，又有着密切而成功的合作。他们最早合译日本当代女作家山崎丰子的长篇《浮华世家》（3册），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版印数高达20多万册且很快告罄，后来的中下册也陆续出版并不断重印。不久，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也在中国播出，受到广泛关注和欢迎。《浮华世家》的译介不仅成为译者与作者之间建立长达20多年友谊的纽带，也促成了山崎丰子其他作品的译本在中国的不断问世。1994年他们将《浮华世家》第一版中因当时形势限制删除的某些情节补充完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再版。
1990年出版的《沙门良宽》是叶氏夫妇应母校北京大学出版社之邀合译的第二部作品。沙门良宽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诗僧，其诗歌的精髓是使禅心与诗心达到了内在的契合。川端康成非常喜爱其诗歌，他在瑞典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所做的演讲中，特别谈到了良宽临终前写的两首和歌。此后，两位译者在访日时还专程寻访了良宽的故里，并拜访了该书的作者柳田圣山。
叶渭渠与唐月梅不仅共同主编了《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全10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还联袂主编了《安部公房文集》（全3卷）。三岛由纪夫是日本现代著名作家，也是一位多次受诺贝尔文学奖关注的文学奇才。人民文学出版社虽然在1971—1973年出版了其绝笔之作《丰饶之海》四部曲—《春雪》、《奔马》、《晓寺》、《天人五衰》，但因三岛在中国的“文革”后期曾被定位为“军国主义分子”，其作品也是被作为“内部参考·供批判用”的。此后的十几年里，中国完全停止对其作品的译介，直到1986年开明出版社出版叶渭渠主编的论文集《三岛由纪夫研究》，三岛才重新受到中国译界和学界的关注。《安部公房文集》也是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套该作家的作品选集，第一次系统地为中国读者提供了日本存在主义大师的精品。此外，叶渭渠主编的《芥川龙之介作品集》（全2卷，1998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是20世纪规模最大的芥川龙之介作品的中文本选集，尤其是随笔卷收入35篇各种形式的散文，且绝大多数都是首译，填补了芥川龙之介散文翻译的一个空白。
叶唐夫妇合译出版丰增秀俊的《原始社会》后，又在1995年9月翻译出版了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史序说》。该译作问世时，中国学术界正就如何重写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等学术问题进行热烈的研讨，因此引起强烈关注，“它不仅对于我们正在撰写的《日本文学史》很有理论参考价值，而且对于我国学界重写文学史、重写学术史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三
叶渭渠属于学者型的翻译家，他不仅以翻译家的身份在译介日本近现代文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还从对某个作家的翻译与研究出发，进行了由点到面的学术开拓，将其进一步扩大为对日本文学思潮史和文学发展史的整体思考。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学者的叶渭渠独自撰写了《日本文学散论》、《日本古代文学思潮史》、《日本文学思潮史》等字数逾百万，蕴涵深厚学术功底的专著。他与唐月梅合作撰写的专著有：《日本现代文学思潮史》、《日本人的美意识》和《20世纪日本文学史》。同时，他还承担了两项跨世纪的浩大文化建设工程的主编，一项是季羡林先生主持的《东方文化集成》，这套规模宏阔的大型丛书共分10编约500种，计划10年完成，叶渭渠担任其中《日本文化编》的主编；另一项是汝信先生主持的《世界文明史》，叶渭渠负责主编其中的《日本文明》卷，该卷已经完成，并于1999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进入21世纪，叶渭渠的翻译与研究已超越了川端和三岛，转向了整个日本文学领域。他和唐月梅一方面完成了日本现代女性文学集《女性的自我与表现》、唯美派《谷崎润一郎文集》（全5卷）、新感觉派《横光利一文集》（全4卷）、古今散文集《东瀛美文之旅》（全15卷）以及《大江健三郎自选集》（全4卷）和《平山郁夫文集》（全7卷）等日本精品文学大系的主编工作，一方面在多年耕耘的文学史领域里取得了巨大收获，在出版《日本文化史》和《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美意识》两部专著不久，又撰写了近10年字数逾200万的巨著《日本文学史》（4卷6册），其中的“近代卷”与“现代卷”由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古代卷”和“近古卷”由昆仑出版社于2004年1月出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叶渭渠在专业翻译与学术研究之余，还即兴写作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如《樱园拾叶》、《扶桑掇琐》、《雪国的诱惑》等，这些散文随笔集中既有他赴日访问名家故里的见闻观感，也有与日本学者和友人交流和友谊的温馨记录，更有在翻译与研究方面自历甘苦和经验的表述。叶渭渠在《扶桑掇琐》的“译事随想”中将其升华为理论的表述。如在《译“物哀”一词考》中，他先是考据了“物哀”这个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美学理念形成的历史过程，后又翻阅了丰子恺先生翻译的《源氏物语》中译本和中外学者对这个词的理解或译法；在《语言与文学翻译》一文中，他通过考察指出，“好色”二字在日语与汉语中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指一种选择女性对象的行为，后者则专指色情或性的颓废。叶渭渠在此基础上又著文指出：“日本文学的美的形态构成部分—从平安时代（784—1192）《源氏物语》的‘物哀’精神到中世纪以井原西鹤为代表的‘好色’审美情趣，是有其传统的。如果不了解‘物哀’中的悲哀是与感动、怜悯、同情相通，或‘好色精神’是‘纵使放荡，心灵也不应是龌龊的’，那么，就不可能理解这种审美情趣对近现代日本文学的影响，翻译这类作品时就很难准确地从根本上把握其文学理念和神，……譬如，对川端康成的《雪国》，尤其是《雪国》中的驹子，如果不了解日本文学的‘物哀’审美精神，乃至不了解日本的艺妓制度，就容易将‘物哀’单纯理解为悲哀，将艺妓完全等同于妓女，将《雪国》单纯看作是写游客与妓女的‘肉体关系’，甚至用放大镜来‘观察’作家为了情节需要而作的非常简洁、朦胧的性描写，并加以夸张，……尤其在翻译川端的《千只鹤》时，如果不把握作家主要是为了写人性中的理性与心理上的非理性的微妙关系，写性苦闷的感情与丑陋、邪恶与非道德的冲突，又如何在翻译过程中体味作家的文学理念中的美的存在呢？”这就要求译者除了必须准确地译出原文以外，还必须真正地体现原文的神韵，完整地艺术地再现所译的作品。而这在翻译书名时显得重要，因为全书的精髓都体现在上面了。接着，他在《译书名偶感》中写到：“译文学作品难，译文学作品的书名更难。”他还谈到了在翻译《浮华世家》、《砂器》时“曾为书名的译法而苦恼过”以及在翻译《我在美丽的日本》所进行的反复探讨。
另外，他还谈到“汉语和日语的汉字写法虽相同，但两者的意义是不完全对应的。汉语的‘无赖’，是个贬语，专指游手好闲、品行不端的人。日语的‘无赖’二字，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无赖、无用、无奈的释义外，还含有反叛的意义和爱的极致的意思。尤其是作为文学的无赖性来说，就要根据不同对象来解释其延伸的内涵。比如战后出现的‘无赖派文学’，对战争期间绝对主义体制和战后建立的秩序都具有‘反叛精神’，其‘无赖性’就含有对人生的态度及其行动反俗—‘反体制’和‘反秩序’的一面。”所以，“对待日语中的汉字，不能完全用我国汉字的同样字义来解读。这是日本语言在‘汉字文化圈’中所具有的独立位置所决定的……”，同样，在翻译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时，应该注意其为了强调主观感受所使用的感觉语言，如果为了汉语习惯或文句字顺而去翻译，就会失去其艺术特征。另外，“在翻译过程中还常常出现日本国的典故或风物的词，如果对此不了解，直译过来，读者会不明白；如果意译过来，就很可能失去原作的本土风味。”因为“翻译文学是用本国语言来创造外国艺术的形象”，“翻译文学是艺术的再创造”，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学科翻译，也不同于文学创作，这就要求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人，既要“从宏观上把握所译作品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也要“从微观上体味所译作品的精神。”
经叶渭渠和唐月梅之手编辑、翻译、主编和编选的日本文学作品多达上百部，作家也不少于百人，面对如此浩瀚的作品和众多的作家，如果没有严肃而认真的态度，没有积累丰富而宝贵的翻译经验，是很难在人才济济的中国日本文学翻译与研究领域中成为众望所归的大家的。
注释：
①叶渭渠：《＜雪国＞的诱惑》，东方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11页。
②叶渭渠：《扶桑缀琐》，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313页。主要是指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71至1973年间，将翻译的选题集中在对日本军国主义文艺的批判方面。
③叶渭渠：《扶桑缀琐》，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135页。
④《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12月18日。
⑤叶渭渠：《扶桑缀琐》，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241—242页。
⑥⑦⑧⑨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25、329、329、329页。
⑩叶渭渠：《扶桑缀琐》，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