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汉语中的日语借词是跨文化语言接触交流的语言现象。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与其他词汇不同，有着独特的产生、发展背景，在为中国引进吸收现代文明提供便利的同时，对汉语产生重要影响。日语借词进入汉语不仅增加了汉语词汇数量、拓展了汉语的造词能力，同时也促进了社会进步和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本文主要从日语借词进入现代汉语的原因、各时间段传入状况及其对语言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三个层面展开论述。
【关键词】现代汉语;日语借词;文化交流
语言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无论何种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在其它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程度不一的变化。中日两个民族一衣带水，颇有渊源，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相互往来，有着长期的语言文化交流。与日语从古汉语借用许多词语并对日语产生重要影响一样，汉语也从日语中借来大量词汇，有些日语词汇已经扎根于汉语，成为汉语词汇系统重要的成员，即所谓的“日语借词”。这些来源于文化交流、语言接触的日语借词在为中国引进吸收现代文明提供便利，对汉语词汇系统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研究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不仅对于更好地认识现代汉语的某些演变有很大帮助，也有利于从侧面观察其背后隐藏的文化意义。
一、日语借词源源不断进入汉语的原因
(一)语言文化的认同。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语言中都使用了数量庞大的汉字和汉语词汇。日语几乎全部的和制汉字词都是根据汉字的造词规律创造出来的，构词特点完全是中文式的。这让使用汉字的中国人倍感亲切、乐于接受，没有生疏感，即使没有汉字的发音，也能大概理解其意，使之较快地在我们日常用语中扎下根，客观上加速了日语借词的发展。况且，日本长期深受中国的影响，与用拼音文字记录的欧美各国相比，中日两国在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多共同点。日语借词与汉语词汇相似度高，外来词色彩淡薄，中国人在心理上接受并无太大障碍。
(二)政治上的开放。日语借词流入中国的主要时期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数十年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两个时期都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极大地加快了日本近代化工业的进程，日本在经济、军事、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都远远强盛于中国，社会、自然等各学科方面的专业术语建立也早于中国。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文明，吸纳了来自欧美各领域的词汇，并加以改造变成日语的外来词。这些反映西方各个领域的日语借词也是当时中国社会所缺乏和急需的，加上日化了的西方文明对中国来说更容易接受，中国开始向日本学习。1896年，中国第一次派出了13位国费留学人员到日学习。此后大批留日师范生赴日学习，人数逐年增加，1899年有200多名，1903年有1,000多名，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的研究，1905与1906年在日留学生人数都在8,000名左右，掀起了汉语第一次日语词的引进高潮［1］。从此以后，日语词汇就源源不断地通过留学生之口、留学生之手进入汉语，中日之间以汉语流向日语为主的词汇流动几乎变成由日语到汉语的另一种单向流动。20世纪后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日两国各方面的来往交流更加频繁，这为语言交流创造了有利的背景，两种语言又出现了一次大融合。随着中日接触的日益频繁，一批新日语词汇慢慢融入汉语。
(三)地理地缘上接近的优势。中日两国仅一衣带水之隔，从地理位置上看，中日之间无论“人来”还是“物往”跨越大海即可实现。中国拥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在新石器时代，先人就已经开始使用木舟和排筏进行海上活动。汉代已与国外有海上通商交涉活动。19世纪后半叶，中日之间的交流进入轮船时代。中日之间陆续开设定期航线，例如:1859年，中日之间开辟出的上海－长崎定期邮船航线，每月两次;1864年开辟连接上海－横滨定期航线，每月两次;1865年开设上海－横滨的定期航班，每月一次。定期航线的开设，为往来于中日之间的人们提供了便利。总而言之，在经济、交通、通讯等尚不发达的时代，中日之间往来相对便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和日本之间往来方式更是获得了新生，往来更加便利。因此，对中国来说，从日本接受新词语既经济又便捷。
(四)媒体的多元化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以电视、互联网、qq、微信、微博为主的大众媒体也快速发展，日语词汇进入汉语的方式也变得日趋多样。知识和信息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本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距离仅是一“网”之遥。随着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日本动漫、影视和电子游戏用语流行，它们让人感到与众不同、时尚、新颖，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青睐，日语词汇被人们不知不觉中接受和频繁使用进而融入到汉语之中，成为汉语词汇系统的重要成员。媒体的多元化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为现代汉语注入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日语借词，日语词汇通过网络大量融入中国，例如:宅、壁咚、干物女、萝莉、草食男、小确幸、腹黑、断舍离等。政治上的开放为中日之间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地理位置上的临近为语言的接触提供了便利条件，语言文化上的认同是词汇借用的源泉，媒体的多元化发展是日语词汇进入汉语的加速器。这四者相辅相成，推动日语借词源源不断地流入汉语，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数量仍会不断增长。
二、日语借词进入汉语的历史过程
众所周知，汉字是我们祖先为了记述汉民族语言而创造的文字，也是中华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汉字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汉字的产生使中华民族较早地跨入文明社会，汉字与中华文化血肉相连、不可分割。五千年来，汉字已与中华文化融为一体。汉字对日本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今天，汉字在日本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汉字输入，日本人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但是词汇的交流一开始就具有双向性，汉语、汉文化对日语产生影响，日语也不断进入汉语。(一)古汉语时期。古代时期，中国各方面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中日之间词汇的交流几乎是中国输往日本，是汉语、汉文化对日语全方位的影响。中国历史上曾经家喻户晓的遣唐使，以及留学生就是日本向中国访问学习的有力佐证。西晋陈寿撰写的中国正史《三国志·魏书》，应该就是中国古籍中最早记载来自日本的史料，主要是一些人名、国名、官名。如:“卑弥呼”、“伊都国”、“卑狗”、等。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记载这些名称的汉字已经失去了表意功能，这些词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见了。唐宋时代，随着两国互动往来的频繁，更多层面的日语词汇进入汉语，在杂史、笔记中出现了一些勉强称得上研究的文字，例如“手曰提、眼曰媚、耳曰弭弭、口曰窟底””等。总之，该时期的日语借词较少涉及文化、生活等方面，多集中在专用名词，所以较少用于日常交流，一般只出现在古书籍中。
(二)1840～1919年的日语借词。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往来过程中，由于语言接触，产生语言词汇借用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如果说，正常交往或交流所产生的借词是少量的、渐进的，那么战争所带来的借词则是大量的、剧烈的。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国进入两半时期后，受西方的影响，在政治、军事、科学、教育乃至人们日常生活等各个层面中都出现了大量的新词，其中相当一部分进入日本，后来又作为日语借词回流到中国。19世纪中期，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日本彻底告别了闭关锁国的江户幕府统治时代，国力剧增，迅速步入资本主义。日本敞开国门，经过翻译西方各领域的书籍，吸收了大量西方先进文明，从此日本国势日盛。1894～1895年甲午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这场战争给中国、中华民族乃至每一个中国人的影响是痛苦的、巨大的、深远的。中国的一些仁人志士开始认识到打开国门学习，了解世界的重要性。自古以来，一向以泱泱大国自居的中国开始对国土面积小于自己近30倍的邻国日本刮目相看，中国开始全方位地通过日本向西方国家学习，日书翻译、出访考察、赴日留学等，就这样日语借词大量进入汉语，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层面。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近现代中国人认识日本，最早都受到黄遵宪影响，梁启超曾亲自为黄遵宪的著作《日本国志》作序，并深受其著作的影响。1896年，梁启超创办《时务报》，1897年撰文，提倡学习日语，以便从日本近几十年学习西方所取得的无数成就中吸取营养。1897年编撰的《日本书目志》，共列有约7,750条书目，大都是关于日本翻译西方的各个方面著作，书中强调了日语的重要性，同时也用了很多日语新词。1898年“百日维新”后，梁启超随康有为到日本后，在自己的作品中更加自觉地使用大量日语新词。可以说，梁启超在日语借词的介绍、使用方面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据刘凡夫考证，［2］仅1896～1902年梁启超在《合集》中使用的日语词汇已达422个。从分布领域看，梁启超作品中生活用词关涉到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思想、教育、文艺、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1984年《汉语外来词词典》中的来自日语的借词中，131个词是《合集》早期资料出现过的，422词中的342词在今天仍然使用，例如:动产、革新、民法、自然人、社会主义、手续等。这说明，这些词作为基本语汇已融入汉语并且成为了现代汉语的成员。
(三)1919～1984年的日语借词。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受其影响，语言文字上表现为废除文言体，提倡崭新的口语体，即白话文。虽然在政治、军事方面中日两国始终处于战争或冷战状态，从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至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但是，这期间两国之间词汇交流仍在继续，主要表现趋势仍是日语词汇向汉语的流入。与上一时期中国“主动”借用相反，这一时期变为“被动”借用日语词汇，如:町、番地、急行券、下记、厚生科、主催、出张、表题、放送局、志望、劳金等，被称为“协和语”。后来随着中国政府规范语言文字，禁止“协和语”使用的情形下，这种异常情形下产生使用的语言现象逐渐消失。同时在中国大陆，伴随政治上的变动，语言也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自译词语并尽量使用自译词语。总之，这一时期从日语输入中国的日语词汇可谓微乎其微。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1978年两国又签署了《中日友好条约》;1978年中国也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此后中国各行各业蓬勃发展，中国迎来了历史上少见的发展机遇。至此，中日两国间语言词汇交流也更加频繁起来。这一时期，产生较大影响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在第三章中用整整一节的篇幅专门介绍日语借词，共收词459个，并对日语借词进行分类。另外，《汉语外来词词典》也对日后日语借词研究有着深远影响，它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外来词词典。
(四)1984年以后的日语借词。日语借词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它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敞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日之间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交往逐渐增多，两国语言的接触也日渐频繁。两国语言接触频繁主要表现为中日两国经济联系密切、中国在日留学生数量增加、中日旅游热潮、日本影视文化、网络交流的日渐普及以及日本文化产品的流行等。日语借词便借由这些途径涌入中国，加上这些词汇让人感到时尚、新颖、与众不同，因此，随着使用人数增多，慢慢被人们接受并留在汉语中。例如:便当、劳务、会所、空港、家政、咖啡屋、打工族、达人等。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日语借词进入汉语的第一个高潮，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第二个高潮期。由于种种原因，当代汉语对日语词汇大规模的引进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但我们应该认识到，由于中日两国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文化背景上也存在诸多相近之处，再加上，中国赴日的留学生、日本产品在中国的流行、日本影视对中国青少年的影响等因素，日语借词的数量还会稳步上升不可忽视，因此汉语日语借词研究仍占据着重要地位。
三、日语借词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一)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随着中日两国交流的频繁，许多日语词汇进入现代汉语，同时带来了新事物、新概念。日语借词的融入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极大变化，为接受现代文明带来很大的便利，也给现代汉语注入了新活力。1．日语借词落户现代汉语，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数量。从构词方式看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直接借用日语汉字。如:东京、落花生、水准、攻略、寿司、点滴。二是直接音译日语假名。如:榻榻米(たたみ)、瓦斯(ガス)、邮便(ゆうびん)、晚霞子(ワイシャズ)、苦力(クーリ)。三是日语中用汉字自创的词语。如:训话、流感、读本、场合、明确、私立、落选、广场等。四是日语用汉字构造新词语来意译西方词语。如:电报、海拔、肯定、公民、法人、科学、总理、艺术、制约、航空母舰、指导、电话等。五是日语用古代汉语的词汇翻译西方词汇。如:精神、博物、文学、反对、分析、社会、发明、干事、宪法、拘留、立场、文明、条件等。当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期间，在日伪奴化高压政策下也产生了一些中日杂糅的词汇，例如:町、满员、番地、急行券、下记、厚生科、主催、出张、放送局、志望、劳金等一些词汇。后来随着中国政府规范语言文字，禁止“协和语”使用的情形下，这种异常情形下产生使用的语言现象逐渐消失。但它们的痕迹在今天仍然可以看到。2．丰富了汉语词汇的表现力。在生活中我们时常可以见到“新干线、物语、写真、素人、放送、人气、达人”等日语借词，这些词与其同义词“快报、故事或典故、照片、普通人、播送、受欢迎、在某一领域非常专业或出类拔萃的人”共同传达着某一含义。这些日语借词与固有词类义并存，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使用这些词语，使用频率也在增加着，甚至这些借入词的使用多于原有词汇，这充实了汉语表达。通过使用日语借词，还可以反映出事物之间的细微差别，例如，虽然“写真”就是“照片”，但“写真”则更好地体现出形神兼备的效果，直观上给人一种拍摄“逼真、形象、真实”的感觉。“物语”和“故事或典故”也是一样，后者有固定的意义指向，“物语”表现的意义更缥缈游移，无形中增添了一种文化典雅味。因此，日语词汇的引入不仅充实了汉语词汇表达，还可以更加精确地描写事物。
(二)拓展了汉语的造词能力。汉语词汇系统内的各种成员都是处于有机联系之中的，其中的一个词产生变化，必然引发周边一系列词或多或少的变化。日语借词扎根于汉语，不仅对汉语词汇数量有影响，在构词法则和意义方面也有重要影响1．一些日语词汇融入汉语后，和汉语中的其它词汇一起构成新的词语。如，亲子(亲子装、亲子游戏、亲子班、亲子游)、达人(恋爱达人、达人秀、时尚达人)、黄金周(小黄金周)、登场(闪亮登场、隆重登场、新登场)、人气(人气歌手、人气组合、人气商品)等。2．由于日语和汉语文字的共通，日语借词很多的接头词和接尾词被活用，这某种程度上也加强了造词能力。如:后缀“超…”进入汉语后，与其他词素结合生出许多新词:“超人气、超火爆、超便利”等。类似的还有“…屋、…中、…族”也作为词素，也在和汉语中的词构成一系列新词，如:“靴屋、咖啡屋、发型屋、会议中、手术中、营业中、打工族、月光族、有车族”等。3．受日语的影响，一些汉语词汇的意义价值发生变化，也产生一系列词。例如:部。在汉语中，比如:财政部、教育部、外交部。受日语的影响，汉语的“部”出现了“抵挡化”趋势，基层单位的某个部门都可以用“部”来称呼，如“学生部、生活部、宿管部、营业部、销售部”。日语词汇的进入，或给汉语带来新的词素或使词汇原有意义价值发生变化，某种程度上都加强了汉语的造词能力，从而有利于更好地顺应社会的发展。
(三)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长久以来汉民族沉浸在一种接近整体无意识的自我封闭的、唯我独尊的文化优越感当中，对外来文化有一种抵制心理。当西方资本主义甚至东邻日本迅速崛起，用坚船利炮使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时，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受到严重挑战。中国开始通过日本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大量承载着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日语借词进入中国。这些词反映着当时的国人变法图强的精神，随着人们的频繁使用，渐渐融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推动着中国社会改革和社会前进的步伐。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对新兴科技的了解和学习，促进科技创新，逐步缩小中国和世界的距离，增强国际地位。例如:日语借词“动脉、细胞、解剖、片方、手术、体温、汗腺、神经、内分泌”等医学类词汇不断流入中国，推动了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学位、教材、讲义、学科、师范、论文”等教育类词汇，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进入新时期“卡拉ok、便签、铁板烧、宅急送、新干线、空调”等日语借词对新事物在中国的流行起了重要的作用。现代汉语里的日语借词包含着两个国家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同时也蕴含着两个国家各自的世界观、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它是中日跨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研究中日语言接触中产生的日语借词无疑对理解与学习日本文化、促进两国间的历史文化交流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实藤惠秀，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3:58
［2］刘凡夫．以汉字为媒介的新词传播［m］．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6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