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事实与价值问题之争
在西方教育管理理论发展史中，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一直是百余年来西方教育管理学者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诞生于1950年代的西方“教育管理理论运动”（下文简称“理论运动”）将科学和理性主义对教育管理理论的影响推至高潮。直到1974年，加拿大教育管理学家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的提出，才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动摇了牢固的实证教育管理研究传统。
从1974年开始，格林菲尔德与“理论运动”的代表学者进行了一场将近20年的学术论战。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双方的理论及思想都互通有无、互相修正。通过这次论战，教育管理理论也迈向了更为包容、更具现实解释力的高度。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对于西方教育管理理论研究来说，不啻于是一场革命，它给西方教育管理理论带来的不仅是一次反思与洗礼，也是宣告一种新的教育管理研究路径的诞生。以至于另一位加拿大著名的教育管理学家克里斯托夫·霍奇金森（christopher hodgkinson）认为，如果没有好好地理解格林菲尔德，就无法真正准确地认识当代教育管理理论。
正如有西方教育管理学者说到，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把逻辑实证主义引入到研究中来，却没想到他们掩盖的东西比揭示的东西还要多，学校教育难道能抛开道德和伦理的考虑？教育难道能抛开“引人向善”的思考？逻辑实证主义教育管理学忽视了这类问题。因此，格林菲尔德朝他们“开了一枪”，这一枪就是所谓的“主观主义教育管理学”，这一枪不仅带来了人们对教育管理元问题的反思（rethinking）和重思（unthinking），而且也正式提出了教育管理学“事实”与“价值”问题之争。
2 “教育管理”与“教育性的管理”之争
2.1 教育管理学对“是什么”问题的研究
20年世纪50年代，正是西方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盛行的时期。“理论运动”以“抽象的原理”代替了“价值型的规范取向”，只描述“具体行为”的教育管理经验论，只讨论问题“是什么”而不讨论问题“应该是什么”，其突出贡献是为提升教育管理学的科学地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理论运动”为学校管理者建立了这样一种教育管理学：学校的元价值是效率和效能，理性代表着学校运作的根本准则;学校管理者的使命是如何把学校资源和人员揉合在一起，以便富有成效地实现学校的目标;从更大的范围来讲，学校也是大社会的一个系统，学校就是外在于人的“具体实在”。而对于学校教育应该研究的正义、平等、公正、道德、人性、价值取向等问题，“理论运动”认为这些概念都不属于事实范畴，科学的教育管理学应该不予讨论。因此，在“理论运动”的教育管理学者看来，事实与价值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教育管理学就应该“毫无偏见”、“科学客观”地反映事实问题。“是什么”就是教育管理的研究基础和出发点。
2.2 教育管理学对“应该是什么”的研究
“理论运动”高举研究“是什么”的旗帜，引发了以格林菲尔德为代表的西方教育管理学者对其的批判，比较出名的是其与“理论运动”代表人物格里菲斯的“两格之争”。“事实”与“价值”之争，一石激起千层浪，遵循着教育管理“应该是什么”的角度出发，教育管理理论丛林涌现了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教育管理价值论、教育管理批判理论、教育管理文化理论、自然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等风格迥异但又紧紧围绕着教育管理“应该是什么”以及探讨教育管理价值问题而展开的理论，照亮了教育管理研究领域长期被人忽视的问题——价值问题——讨论“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为此，格林菲尔德以其大胆的理论创新，提出让人耳目一新的主观主义教育管理思想，其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第一，他认为事实和价值在组织和环境中都是密不可分的，在任何人的行动中也是密不可分。
在格林菲尔德看来，组织并不外在于人，组织从本质上来说存在于并通过人而存在（organization exist in and through individuals）。组织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组织就是内在于人的道德秩序。这种道德秩序可能是武断的，非自然的，受权力支配的甚至是暴力的。但是，格林菲尔德认为“爱”可以挽回脱轨的道德秩序，而这就需要人们学会去判断什么是好的价值，并把它贯彻到行动中去。
第二，格林菲尔德认为事实是给定的（given），而价值却是被创造出来和被赋予意义的。
格林菲尔德认为，人们发现了事实，但却赋予了价值，价值是被选择的，是不可量化的，也是超越了理性的。价值就是判断、选择、强制或者信仰。它们超越了量，是不可测量的。它们不是变量，尽管它们也可以被如此看待。价值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理性也是建立在价值判断之上的。因此，教育管理无法回避价值问题。格林菲尔德强调人们在面临价值困境的时候，应该抛弃理性的分析，进行隐退（withdraw）和沉思（contemplation）。即暂时从道德困境和繁琐的日常事务中脱离出来，去思考一些更加大的问题，比如宗教或者文化、人生意义等问题，这样做，即使无法获得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法，但经过隐退和沉思，至少可以获得一种对教育组织问题更加深刻的洞察（insight），而这种洞察的能力可以帮助管理者更好地认识价值和道德问题。
第三，价值的世界在我们心中，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价值是最终的主观现实性。它不具有任何我们称之为客观的表现形式。
如果将组织和管理中的价值这些实体建筑在与人类目的和人类行为相分离的理论基础之上，便不可能对价值进行深入的探讨。只有个人在组织行动与现实性中占有地位，价值才可能在其中出现。因此，格林菲尔德说到：“我们不可能在周围的自然世界中找到价值，只有在人们创造的非自然秩序中，在形成这种秩序构架的自我及他人的信念、态度和评价中才能找到价值。”
第四，格林菲尔德认为对价值问题的思考就是一个寻找更好价值的价值选择过程。教育 格林菲尔德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代，每个人都在追逐属于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忘记了个人利益的获得是建立在他人利益丧失的基础上的，因而我们的时代正变成一个狗咬狗的时代。因此，我们急切地呼唤着一种更好的价值观的出现。而在组织中的权威（authority）和等级制度（hierarchy）正是体现了一种道德秩序。而组织中的管理者就是这种道德秩序的外长表现和价值的建设者。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更好的价值并体现在组织的权威和等级制度中，让合适的管理者去将正确的价值贯彻到组织中去，形成一种良好的道德秩序。
第五，格林菲尔德认为教育管理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人及人性基础上的教育性管理。
格林菲尔德认为，人们是生活在自己建构的经验世界中的，自我的世界也融合了他人的世界和他人的经验。人们每天都必须和他人进行交谈和协作，在他人的经验世界中观光。对此，格林菲尔德以一种流畅的、文学的笔触描写他心中的组织：“从根本上，组织就是生活的方式，就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组织是生活激情的存在方式，是我们选择来生活的规则;组织也是其他人选择好的，为我们安排的规则;不论是否真的有生活意义存在，人们都试图在组织中找到真正的生活意义。因此，个人无法脱离组织，个人也是另一种深层次意义上的组织”。
3 “事实”与“价值”问题之争对西方教育管理学发展的启示
教育管理学“事实”与“价值”问题之争，历经20余年，对教育管理学科建设的影响是深远的，格林菲尔德提倡的一种丰富的、多元、注重人性探讨和哲学分析的探究教育管理的路径，极大地丰富了教育管理理论。同时他也尖锐地指出了当今教育管理研究的不足，指明了教育管理研究应该具有自己的独特的个性，具有自己鲜明的学术品格，并且为培养教育家式的管理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些建议，直到现在，还在发挥着它的巨大作用。比如，格林菲尔德时时提醒人们，不要只重视管理方法的改进，而忽略了教育管理特殊性的探究，不要只是重视教育行政的开展，而忽略了隐藏在行政和管理背后的真正价值。这些建议，无疑在给当今飞速发展的教育产业化提了个醒，在工业化式的培养人才的同时，不要忘记了教育的育人之价值的发挥。因此，格林菲尔德认为，在社会科学中，法律是为解决冲突和协调矛盾冲突而诞生，它富含了解决问题的智慧，并且提供了改进之道;而历史是人类行动的舞台，各式各样的人在历史这一舞台上实现他们的人生追求，通过历史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更为宽广的人类社会，（下转第29页）（上接第13页）更加深刻地了解人性的善恶。因此，教育管理研究可以从法律和历史中吸取智慧，更好地解决组织中的冲突，以及培养富有洞察力的管理者，实现人间的公平正义。所以，未来的教育管理应该通过管理者和学校、教师、家长、学生等方面的共同努力，联合教育学和管理学研究的有关力量，构建更加合理的道德秩序、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并通过学校教育与服务，为社会传递更为合理的道德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