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通过对阿来小说创作的梳理和分析，把握其中的规律，可以看到流变的轨迹已经较为清晰。阿来小说的流变主要体现在主题思想上，具体说来主要有三个阶段：从民族身份认同与城乡差异冲突，转向对苦难的关注与文化信仰的守望，最后落实到在现代性中反思人与自然关系。当然，在叙事手法、人物塑造这些细节上我们可以看到相应的变化。这些流变究其原因，主要和作家的生活经历、创作历程、环境改变以及多元文化的渗透有关。
第一章 小说形式的流变
第一节 小说的创作分期
作家在不同阶段的小说创作，反映的是作家自身看取世界的态度和视角，这种感触彰显于小说文本中，具有许多可以勘破的印迹。自从诗歌转向小说创作以后，阿来不断更新写作技法，提升思想觉悟。笔者在绪论中已就阿来小说创作分期做了概述，此处进一步展开梳理。
第一个阶段是八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主要将康巴藏区的人民生活作为对象展现给读者，蕴含较多的民族特质和传奇色彩，集大成者即是饱受荣誉与争议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其中又可按照年代分为两段，一是八十年代从发表小说处女作到小说集《旧年的血迹》出版，这些小说多以藏民族地区的恶劣环境、穷苦生活和风情物事为背景，以命运的神秘和文明的困惑为主题。例如，在《老房子》中，阿来以土司官制为叙述背景，讲述新中国成立前夕白玛土司夫人的一次艰难生育，整个故事散发出血腥的绚烂和末世的伤感，预示土司制度的行将消亡。类似《老房子》里骨质疏松一般破败的“老房子”，在《猎鹿人的故事》、《守灵夜》等小说中亦有呈现，这些都是当时现实生活的一个侧影。《旧年的血迹》中，由于生活贫困和自然灾害，村民每年都渴望能在生产队吃上一顿在他们看来十分可口的大锅炖牛杂。当然，生活也有美好的一面，比如《远方的地平线》中，大伙在暴风雪的车程中听老记者讲故事，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告知青年许多处世之道，更像是一种交代和流传。
二是九十年代创作的小说，包括《尘埃落定》、《月光里的银匠》、《行刑人尔依》、《格拉长大》等小说相较于前一阶段的小说，在主题思想和叙事手法上都具有一定的突破。短篇小说《格拉长大》是阿来“机村素描”系列卷首，也是《空山·随风飘散》的序曲。私生子格拉同疯癫的母亲桑玛姬一起生活，无依无靠，受尽欺侮。尽管生活艰难，十三岁的格拉仍然以明净的心态去面对。在母亲分娩妹妹的那天，格拉提着刀首先击退了狂妄的兔嘴齐米和他的猎狗。当鲜血滴在雪地上，格拉突然意识到母亲分娩自己时也是如此疼痛，他作为一个男人从此明白，生产就是将活生生的肉体撕开。随后他杀死一头熊，救了汪钦兄弟的命，用切身的疼痛和流血完成一个男孩的成人礼。当他在母亲的身边醒来，身下铺着熊皮，胸口和后背用夹板固定，看着刚出生的妹妹，这一刻对于这个不完整的家庭来说是充满温情的，同时也承载了更多的责任与担当。这一阶段的书写带有许多“成长”视角，整体上可以看作是阿来自身思想的内在生长，也可说是藏民族在整个民族国家中的一种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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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从虚构到非虚构
阿来以抒情性的诗歌创作起步，后以叙事性的小说创作为重心，而散文的加入又使阿来创作文体变得更加丰富。按照一般规律而言，青少年写诗歌，中年写小说，老年写散文，符合一个“人”的人生经历。诗歌是充满激情的，这种激情不仅只有积极乐观，也可能消极沉闷。小说则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阅历和文学准备，才能把控轻重缓急去谋篇布局。而散文需要的是“散”，可以说是一种归于平淡的状态。阿来就是以这种规律来完成他写作生涯的文体流变。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种转变也是从“虚构”到“非虚构”的过程。由诗歌创作转向小说，再到散文、报告文学等文体的创作，虚构成分在某种意义上讲逐渐减少，作家主体精神的渗入也越发强烈。所谓的“非虚构”，并不是指一种文体，正如张文东所说：“非虚构是一种创新的叙事策略或模式，这种写作在模糊了文学（小说）与历史、记实之间界限的意义上，生成了一种具有‘中间性’的新的叙事方式。”①这种叙事策略在阿来第二个阶段之后的小说创作中尤为突出，比如从《格萨尔王》到《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再到新近出版的《云中记》，即由一种想象与虚构中逐渐抽离出来，模糊小说与历史、纪实的边界，而进入杂糅的叙事状态。
相较于小说而言，诗歌的想象力是渺无边际的。阿来创作起步即是诗歌，顾名思义是一种能歌唱的语言组合，甚至可以没有文字。我国古典诗歌总集《诗经》和《乐府诗集》等大都采自民间，许多劳动者仅会吟唱而无文字记载，形成诗歌最原始的一种特性：音乐性。作为文学作品的诗歌，其音乐性就在于语言本身的组合，自然而然具有一层节奏。这也正是为什么许多作家一开始大都进行诗歌创作，因为人类对于语言韵律的把握天生而来，尤其是那些接受正统母语熏陶的人，他们从婴儿牙牙学语到正式课堂学习拼写，熟读课本的抑扬顿挫，再到青春期的变声等等，这些细微变化都促成人的某种律感。而那些作家往往能够抓住这些情感抒发的出口和方式，通过语言的节奏感来完成诗歌的形式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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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主题思想的流变
第一节 立足身份认同与城乡冲突
阿来早期小说的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这主要是受限于当时的民族政策和作家自身的思想观念。阿来从小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接受汉文教育，自身又是一个“混血儿”，天生的敏感让阿来一开始进行小说创作，就立足于身份认同和城乡冲突，体现其中的差异问题和激烈矛盾。
阿来创作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红苹果，金苹果……》就重点刻画了两个由于自己的藏族身份而不安和不屑的青年形象：一个是因为自己的语言不通畅和服饰笨拙而忐忑不安的少女泽玛姬，一个是本身作为藏族人却要努力向汉族靠拢的干部子弟“他”。泽玛姬高考落榜后在家里种苹果，并尝试到街上卖苹果，她身上穿着羊皮褂子，想到“他”说过穿这个酥油臭，立刻脱下搁在一边，有人用汉语问她旁边的位置上是否有人，她怯于用蹩脚的汉语回答，只能用“嗯哼”代替。她不敢大声吆喝买苹果，而旁边卖蘑菇的小伙子却很上手，并帮助她卖了一些苹果。泽玛姬拿着第一次赚到的钱，宣布自己的农民身份，还发明了“科学种田”和“科学种苹果”的说法。泽玛姬用语言和行动慢慢找回了自信，开始与小伙子交谈，还用藏语“卡卓”表示感谢。当住在城里的“他”来到街上，还是摆出那样一副看不起泽玛姬种苹果买苹果的样子，泽玛姬冷冷地不看他。这时，泽玛姬忽然感悟到：“以前喜欢那个人不正是喜欢那副是藏族又要竭力装得不象藏族的样子。实际上，自己还不是一样。酸牛奶能不喝，羊皮褂能不穿。但一个民族的生活是一个多么广大的生活啊，谁脱得开？所谓的脱开不过是可怜的左藏右躲……”①从这段心理活动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外来文明的冲击下，一些藏族青年囿于某种固有的“差异”的自卑观念，而选择极力摆脱身份烙印，也有的人则在努力奋斗中不断实现自我价值，这是对于“身份认同”问题的不同看法，同时也是“城乡差异”的重要显现。
可以说，“身份认同”的问题始终在阿来自身与其小说创作之间形成某种联系，这种身份既包括族别的身份，又包括农民和市民等阶层身份，这些身份也时有交叠。类似的小说还有《猎鹿人的故事》，讲述一个上过中师的藏族青年桑蒂，因为汉族女友跟他分手，并且当面羞辱他是“蛮子”，而割掉了女友的鼻子，这里反映出藏边青年在外界文明面前的敏感与脆弱。而《环山的雪光》描写了藏族少女金花受到一位搞“纯真艺术”的图画老师启发，觉醒了“少女的敏感”，最后经受不住一连串打击，用刮油彩的小刀刺杀图画老师，表现出藏族青年对文明世界渴望的同时，用一种不确定的理想反观现实，最终导致幻灭。这些由于某些情感和心理“落差”导致的过激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相容的艰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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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转向关注苦难与守望信仰
关于“苦难”主题，古今中外作家作品均有大量涉及，例如：杜甫的“三吏三别”、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雪漠的《大漠祭》、雨果的《悲惨世界》、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等等。这些作品重描写了人们由于战乱、贫穷、疾病等不可抗拒的因素，一方面在生活需求上得不到最基本的满足，另一方面却也不得以在这种经历苦难的磨砺后，完成“人”的一种成长。这两种层次的状态在不同作家那里，在小说当中塑造的不同人物形象上，他们面对的态度和采取的努力都是不尽相同的。
阿来从早期重点关注民族身份和城乡冲突，转向对“人”自身精神意志的关注，是其思想的一种深入。他所生活的阿坝高原，以及由此延伸出的青藏高原地区，地处祖国西南边疆，自然环境条件相较于内地来说较为恶劣，部分人民还处在艰苦和拮据的生产生活环境当中，这里的经济文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从某个层面讲算得上是“底层”。既然是“底层”就会面临来自“非底层”所不能接触到的诸多困难，这些困难既表现为物质上的短缺，也表现为心灵上的迷茫。当然，与困难应运而生的还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才有了《随风飘散》中格拉与母亲的相依为命、自强不息；《三只虫草》里小学生桑吉对学习知识的渴求；《蘑菇圈》里阿妈斯炯为了照料蘑菇圈而给水桶加盖子，不惜成为村里的笑柄；《河上柏影》里王泽周的父亲在自己潦倒无助的时候，被同样困顿的母亲收留，最后和她一起生儿育女。
阿来小说除了呈现出这些随处可见的困难，也就是作家对“苦难”的一种悲悯外，在苦难中还伴随着温暖坚实的力量，即是对人性温暖的向往。阿来曾在“山珍三部”的序言里写到：“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①确实像他所说的那样，“山珍三部”系列表达了对在商业浪潮的席卷之下，生态资源被过度开发和利用的担忧，同时也不乏温暖的向往。这种向往主要体现在作家塑造的一系列人物现象上，比如《蘑菇圈》中的阿妈斯炯就是一个具有母性情怀、内心温柔的女人，看见工作组的女组长生病会默默流下眼泪；《三只虫草》中的小桑吉少小当家，挖虫草帮助家里减轻负担；《河上柏影》里王泽周的父亲虽然言语不多，但对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充满深情厚谊。到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作者在表达人与自然“和解”的希望，毕竟人与自然的关系实在密不可分，而青藏高原又是藏族人民赖以生存的那块土地，为了自己以及后代的生存生活，“和解”显得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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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本的集中体现.....................................18
第一节 《尘埃落定》：土司王国的兴衰..................................18
第二节 《格萨尔王》：民间英雄的重述....................................20
第三节 “山珍三部”：自然生态的呼唤.....................................22
第四章 流变原因及意义...........................................26
第一节 流变原因.....................26
第二节 流变意义......................................28
第四章 流变原因及意义
第一节 流变原因
曾有一位作家说过，第一流的作品从来都是来自于作家的灵魂深处，是一个作家对生命的独特感悟。人生经历对一个人处事行文的影响非常大，从写作的角度来讲，自身经历就是作家创作的第一源头，我们可以联想到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纳兰容若的“多情自古原多病”、“我是人间惆怅客”，正如郁达夫所说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创作的抒情自传体小说《沉沦》，以及鲁迅的《故乡》、巴金的《家》等小说都是在作者以亲身经历、生命体验，经由文学表达而成。经过前文论述，阿来小说始终处在一个流变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在转折变化当中精神内涵一步一步扩大。笔者认为形成这种流变现象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作家对自身民族身份认知的不断深化。阿来的母亲是藏族人，父亲则是“回汉混血”，这种带有二分之一藏族血统和四分之一回族、汉族血统的身份让天性敏感的阿来深受影响。一方面，阿来身体基因里涵盖三个族群的血脉，经受多种不同文明的幼年熏陶。另一方面，阿来因为这种不纯粹的身份血统，而在纯粹藏族文化的环境中遭受许多冷眼，并在创作生涯中被评论家无数次提起，阿来在其中始终坚守自己的准则。因此，阿来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作品的复调结构，这与他本身的混血背景有关，当更为重要的作家在长期多元文化交流影响下产生了多元的身份认同。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新旧文化视域不断相遇或融合可加深、拓宽我们的思考视野。不同文化的相遇会丰富彼此对事物的理解，文化的融合产生了不可预期的创意和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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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阿来是一名高产作家，所涉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随着三十多年创作时间的推移，小说更是日益走向更加广大高远的视角。通过对阿来小说创作的梳理和分析，把握其中的规律，可以看到流变的轨迹已经较为清晰。阿来小说的流变主要体现在主题思想上，具体说来主要有三个阶段：从民族身份认同与城乡差异冲突，转向对苦难的关注与文化信仰的守望，最后落实到在现代性中反思人与自然关系。当然，在叙事手法、人物塑造这些细节上我们可以看到相应的变化。这些流变究其原因，主要和作家的生活经历、创作历程、环境改变以及多元文化的渗透有关。
在创作分期上，以年代作为划分阶段的依据有其合理性，这也伴随作家自身生活阅历的丰富和思想感悟的不断升华。从创作文体上来讲，阿来从八十年代初进行诗歌创作，到后来慢慢创作小说、散文、非虚构文学、儿童文学等等，他始终是在尝试突破自己以往狭隘的创作空间，走向多元化多层次的创作园地，为藏民族地区的真实面相做一种刻画。从虚构到非虚构，作家的主体意识和看取世界的视域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在文本中追求真实和自然也是其内心深处丰富情感的外化。
综观阿来的小说创作，他始终在流变中寻找自己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对于阿来自身，对于藏族文学乃至少数民族文学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笔者看来，阿来就是这样一位不断挖掘和展示本民族文化、拓展个人创作风格的作家，他真正想带人们走进一个真实的藏区，而不是被遮蔽、被粉饰、被神秘化的藏区。同时用自己的创作来关照当下的生活，为现实世界提供一点温暖，这正是阿来小说创作的意义。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