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革新，大量西方文学作品的译介，对中国传统文学造成了巨大冲击。在传统文学和外国文学双重动力作用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经历了一个从借鉴西方文学到独立创作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影响尤为深远。尤其是诸多文学家身兼翻译家与作家的双重身份，他们从翻译到文学观念的革新，到创作实践上的借鉴，在中西文化的互动中塑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风貌，其中翻译家鲁迅将翻译与文学创作进行了深度融合，开创了现代文学的新局面。
关键词：文学翻译；现代文学；转型；发生史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以本国文学传统为内蕴，以外国新思想为条件，吸收有利于文学发展的因素从而促进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变，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双重作用力。正如有学者言，“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之所以迫切地取西方文化为参照，正是因为历时两千余载的中国传统文化迫切需要改造自我，审时度势地改变自我形象，以崭新的文化面貌回应新世纪的呼唤。正是由于近代中国社会自身的经济与政治条件的变化的原因，才导致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变化”。“正是中国文化机体自身需变、思变，才引来西方文化为参照，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对话中寻求自我的文化出路。”[1]中国文学就是在中西文学两股力量的交汇、冲击中向前发展的。在中国传统文学发生僵化而裹足不前的局面下，外国文学思潮的涌入给中国文学注入新的血液。从晚清开始的大量文学翻译活动除了引进新思想启发民智等政治功用之外，一些文学技巧、文学样式、表现手法等不同程度地被中国文学借鉴吸收，大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这意味着传统文学的一次大解放，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厚实的根基。中国现代文学的建设者们从翻译到创作，经历了一个从学习借鉴到独立创作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过程。
一、文学翻译：晚清文学观念的革新与创作的转型
（一）文学观念的革新
中国古代历来以诗文为正宗，小说等文体到明清时期才得到蓬勃发展，但在观念上小说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提升。小说被视为小道的观念一直持续到晚清。维新运动等政治改革的失败，使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落后之根源，从而为翻译西方文学提供了契机。对西方文学的重视，归功于梁启超等倡导的三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影响最大），它使中国文学的眼光开始转向了西方，引起晚清域外小说翻译蔚然成风。西方小说的涌入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学，而现实政治需要对小说的重视又进一步推动了域外小说的翻译，在内外动力的催动下，中国传统“诗文正宗”的观念发生了颠覆。梁启超是引导文学观念转变的第一人。1895年甲午战败，梁启超积极从事思想启蒙，学习借鉴西方新思想，宣扬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政治变革的失败使梁启超把目光聚焦在文学上，他认识到文学对政治的作用，是改良思想的最佳手段，尤其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小说，通俗易懂，适合大众阅读，康有为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这促使小说身价倍增。另外梁启超等还宣传“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2]。用西方之先例来论证中国小说革命的合理性。1897年梁启超在《论译书》中说：“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3]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再次强调：“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4]把小说从不入流的小道提升到“文学之最上乘”。1898年梁启超流亡日本，为继续其思想启蒙事业，着手翻译了日本作家柴四郎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记》和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后又在日本创办《清议报》译介日本和西方的政治小说，创“新文体”，倡“新民说”，广泛介绍西方文学思想。他主办的《中外纪闻》《时务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也为翻译文学作品提供了广阔的阵地。鉴于重视文学的政治功用，这一期的文学翻译以政治小说为主，在这种风气引导下，一些知识分子除了大量翻译政治小说之外还开始了独立创作。梁启超1902年写出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从内容上看几乎是纯粹的理论说教书中人物到各个地方演讲，阐发政治思想，看不出有什么文学价值。再比如陆士谔的《新中国》，写对理想新中国的幻想。这类小说当时出现了不少，大都带有展望和幻想未来的兴味，虽然文学意义不大，但它的流行却使当时社会在观念上加强了对小说这种文体的重视。随着文学翻译的进展，翻译的题材和范围逐渐拓宽，科幻、侦探等中国本没有的小说题材也被大量译介过来。在梁氏的理论倡导下，晚清翻译文学飞快发展。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统计，1895—1906年出版翻译小说516种（部或篇）[5]，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翻译狂潮。梁启超给旧文学带来的冲击，推动了一批知识分子对文学的重新思考。如果说梁启超在纯粹政治的层面上带动了文学的发展，还有一些学者则热衷于从文学本体的角度出发来思考文学。如徐念慈和黄摩西都很注重文学的美学意义，他们融会贯通西方美学知识，用西方现代美学观念阐述文学的本质。徐念慈强调小说的独立审美价值，黄摩西更有着自觉的文学观，以“真、善、美”作为论文学的标准，具有一定的现代性意义。受西方哲学影响较大并将这种影响投射到中国文学界的一位学者是王国维。王国维早年研读康德、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融汇自己对美学的感悟，对传统文学提出了新的认知方法。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第一部用西方理论来评论中国文学的大胆尝试。他一反传统考据学、索引派从社会功利角度研究文学，将西方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会，从文学的非功利性出发，认为《红楼梦》的厌世解脱精神是“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是“悲剧中的悲剧”[6]，发现了《红楼梦》的审美价值。此种说法在中国可谓首例。当然王国维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评论文学的理论体系，只是读了西方一些理论直接将其运用到中国的文学批评中。后来在以“境界”说为核心的《人间词话》里，他充分融化西学，在传统文学框架内采纳西方体系中可以适用于中国的某些重要概念，并熔铸自己的独特体验构建起来一个新的文学批评模式。王国维对美学境界的开拓，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的“纯文学”意识，推动了文学观念的革新。梁启超、王国维等对文学所做的努力，不同程度地激发了文学的发展。文学观念的变革，大大促进了小说的翻译和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小说观念的确立和小说创作的繁荣扫清了障碍。
（二）晚清的文学翻译与创作
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无论是价值观念还是文学表现形式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外国文学的刺激下，中国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尤其是从翻译到创作，“清末民初中国作家对待域外小说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从漠视到消极接受，到积极接受，到自觉模仿，到力图摆脱模仿走向独立创造这么一个发展过程”[7]。晚清文学翻译引进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并逐渐被中国作家接受为创作的养料。一些新的文学观念、语言、题材、技巧、表现形式等，开始渗透到中国作家的作品里。晚清文学翻译的始祖是林纾。“在开创和发展中国文学翻译事业中，林纾扮演着一个‘导夫先路’的角色。在林纾之前，我国还没有正规的自觉的文学翻译事业，他是在一片荒漠中摸索前进的……他是中国正式的文学翻译事业的杰出的先行者和奠基人。”[8]林纾于1899年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从此奠定了他一生翻译外国文学的基石，后来陆续翻译出《黑奴吁天录》《迦因小传》《拊掌录》等文学名作，把晚清文学翻译事业推向高潮。晚清林译小说的盛行，改变了一般士大夫对小说的兴趣和观念，使得小说渐渐由边缘向主流过渡。尤其在价值观念方面，林译小说对晚清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加速了封建礼教的崩溃，一方面也煽动了翻译家作家们的翻译热情和创作欲望。林纾的翻译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掀起了民初言情小说的创作浪潮。晚清符霖作有《禽海石》，猛烈地抨击了“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婚姻。模仿《巴黎茶花女遗事》影响最大的是徐枕亚的《玉梨魂》，作者把恋爱中的寡妇和热爱寡妇的青年歌颂成正面人物，与传统价值观念相悖。这部作品是在林纾翻译小说影响下创作的具有开创意义的言情小说，“《玉梨魂》是民国初年开言情小说风气的作品，在它的带动下，其他小说如《孽冤镜》《雪玉怨》等一批小说，都显示出批判家庭包办婚姻的意图，这种渴望自由恋爱婚姻自主，成为民初言情小说的特色”[9]。在西方价值观念的支持下，中国作家创作的胆量和勇气倍增。同时，文学内部的变化也在发生，对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叙事方法等也有借鉴。比如苏曼殊《断鸿零雁记》写一个出家的和尚，尘世之情未断，徘徊在两个热爱他的少女之间。这个题材和主人公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尚未出现过。这种新形象的出现虽不是直接从外国文学中学来，但因为外国文学的输入，打开了中国作家的创作思路，开始醒悟并有了冲破樊篱的革新意识。此外，在表现手法、叙述技巧和文体样式方面，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比如现实主义手法的输入，尽管在中国传统小说如《红楼梦》中有所体现，但始终没有形成影响，《巴黎茶花女遗事》等翻译小说的传入似乎深深地刺激了中国作家，在民初涌现出被鲁迅誉为“谴责小说”的四部现实主义著作：《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这几部小说的诞生，一是来源于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和不满，一是受西方小说观念的启示和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影响。现实主义在“五四”时期成为重要的写作方法，最初是从晚清林译小说那里发展来的。在叙述技巧方面，晚清文学汲取西方文学的许多因素融入创作。传统小说的叙述多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全能视角，不允许个人的声音存在，这是传统思想对个人与个性的忽视。最先从西方翻译来的《福尔摩斯探案》，以旁观者华生的第一人称来叙述，触动了中国作家的固有观念，西方小说比中国小说多了一层自我意识，也多了一层人情味。《块肉余生记》《海外轩渠录》《火星与地球的战争》《三千年艳尸记》等第一人称小说的译介，慢慢被中国作家接受和学习，从而有了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死一生”的“我”作为旁观者贯穿整部小说；有了符霖《禽海石》中“我”的叙述。到民国初年，苏曼殊《断鸿零雁记》则将这种叙述手法推到高峰，他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同时注重情绪渲染，突出了叙述者的主体性和情绪性，基本上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完全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叙述模式和理念，是中国第一部带有“抒情体”色彩的小说，对后来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抒情小说产生了影响。晚清文学翻译还给中国带来了“日记体”小说。徐枕亚的《玉梨魂》模仿《茶花女》，将日记、书信引入其中以增强真实感和情绪性。后来又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日记体长篇小说《雪鸿泪史》，带有浓厚的抒情气息。另外，当时的期刊《小说大观》直接开辟《日记》专栏，专门刊发翻译和创作的日记体小说。周瘦鹃在上面发表译作《自杀日记》，因受其影响，自己也创作了一部日记体小说《断肠日记》。晚清翻译和创作的日记体小说，为后来鲁迅写《狂人日记》、丁玲写《莎菲女士日记》开了先河。可见，晚清文学翻译给中国文坛带来的资源十分丰富。尤其是林纾，以大量
的翻译实践影响了从晚清至“五四”的一大批作家，是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催化剂。
二、借鉴与建设：在中西文学汇合中探索的现代文学
（一）现代文学的发生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末，古典文学的僵化和封建思想的束缚，使文学创作出现停滞不前的局面。在外国文艺思潮的冲击下，中国文学寻求弃旧图新的大势不可逆转，五四文学革命应势而发，成为中国文学由古典到现代转型的关键。五四文学革命是晚清诗界、文界、小说界革命的继续，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和撞击的必然结果。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中国知识分子迫切地期盼民众的思想启蒙，他们继承晚清的翻译事业，试图引进西方的民主思想治疗中国社会的贫病。晚清文学翻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持续长久，五四改革文学的先驱们没有一个不受晚清翻译的影响。很多作家读了林译小说才知道外国文学，开始提笔写作的。李劼人在谈自己最初创作时说“我平时爱看林琴南的小说，看多了就引起写作兴趣”[10]。林纾对更斯、司各特、华盛顿·欧文、哈葛德等小说的翻译介绍，打开了中国作家的视野，成为人们一直喜爱的文学作品。“林纾当初翻译，只是为了‘沟通’，以使国内读书人不要鄙薄西方文学……哪会想到五四那一代人读了他翻译的西方作品，不仅是变得‘看得起’，而且是崇拜西方文学，尔后要求废除文言，追求中国文学的‘西化’了！”[11]继承晚清翻译西方文学传统，五四时期对西方文学的接受更加如饥似渴。新文学建设者们一边翻译阅读西方文学作品，一边自己创作，使西方文学“本土化”成为新文学的奠基。现代文学的发生是西方文学思潮和五四文学革命共同推动的。首先是白话文运动对现代白话文的推广。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起新文化运动，大肆轰击儒家学说，宣传西方思想，倡导自由平等、个性解放。1915—1926年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了解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国以白话取代拉丁文，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因此认为中国也应该如此。他打出“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口号，为五四文学革命拉开序幕。胡适在《新青年》上刊发《文学改良刍议》，不久陈独秀又发表《文学革命论》等讨伐旧文学的文章，得到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的呼应，将白话文运动推向高潮，最终成功地用现代白话取代了陈旧的文言，为现代文学的快速发展开辟了道路。西方文学的译介改变了中国的文学观念，使小说这种被视为小道的文体在现代发展成为主流。现代文学发展最初的十年里，小说的繁荣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代表了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也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标志。这里不能忽视的是《新青年》的重要贡献，它是五四时期介绍外国文学思想的主要阵地，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源泉。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首期，刊登了《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和他翻译的法国当代历史学家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此后《新青年》每期开辟“世界说苑”“国外大事记”“译文”及“英汉对译”等栏目，极力介绍西方近代思想。为适应改革社会思想、破除封建专制、张扬个性解放、争取自由独立的需要，《新青年》先后翻译介绍了屠格涅夫、王尔德、契诃夫、易卜生等外国作家作品。与《新青年》相呼应，新文学期刊《新潮》《少年中国》《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等也大量刊发文学翻译作品。新文学作家胡适、鲁迅、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耿济之、田汉、瞿秋白等积极从事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形成一股新的翻译潮流。在这股翻译潮流下，现代文学的各种文体都开始崭露头角。现代小说除了鲁迅《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奠基性作品外，在易卜生影响下的“问题小说”是一股重要的热潮。“易卜生的戏剧，在当时妇女解放运动中，是起了决定作用的”，“由于这些介绍和翻译更主要地配合了‘五四’社会改革的需要，易卜生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就引起巨大波澜，新的人没有一个不狂热地喜欢他，也几乎没有一种报刊不谈论他”[12]。周作人将“问题小说”定义为“提出一种问题，借小说来研究它，求人解决的”[13]。在易卜生影响下，现实主义写作方法被广泛运用，出现了一批关注现实的文学作家，如冰心、庐隐、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等。同时，这一思潮拉开了“娜拉剧”的序幕，问题剧应运而生，对中国戏剧影响深远。五四散文和诗歌的发展也十分成功。散文这类文体短小精悍，适合表现自我的内心情绪，与当时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主题呼应，成为五四一代抒情的窗口，因而鲁迅说其成就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成就较大且能够代表20世纪初散文成就的是语丝社，以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孙伏园为代表。中国诗歌的发展，自晚清梁启超、黄遵宪倡导的“诗界革命”，主张用俗话写诗，所谓“我手写我口”，推动诗歌通俗化、大众化，为诗歌现代化创造了条件。1915—1916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接触到美国文坛的意象派诗歌运动，又提出“诗体大解放”诗学观念，以白话诗取代文言诗。此后马君武和苏曼殊的诗歌翻译影响巨大，尤其是苏曼殊翻译的拜伦、雪莱诗歌对后来浪漫派诗人影响颇大，开创了大规模译介西方诗歌的先河，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建设尤其是创造社浪漫主义诗人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产生了以冰心为代表的小诗派，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以李金发为代表的早期象征诗派，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多元局面。
（二）中西文学交汇中的新文学作家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多是翻译家兼作家的双重身份，胡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田汉、瞿秋白等都做过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工作。他们大都有外国留学经历，可以直接阅读外文书刊，从而避免了像晚清林纾那样缺乏原作意识的翻译和对外国文学的误读。与西方文学的直接接触，使他们能更真实地体味到西方文学中的一切因素，并准确地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同时，这些因素直接为翻译者的文学创作借鉴利用，更高效率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建设。叶圣陶说：“如果不读英文，不接触那些用英文写的文学作品，我绝不会写什么小说。”[14]可见，中国现代作家就是在多种语言和文化构成的文学世界里用心地选择和创造着。外国文学的大量涌入，使中国现代作家创作形成了各种不同倾向。他们根据各自的写作风格，与具有相同写作倾向的作家们结成文学团体，形成文学社团。一时间全国文学社团林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前者主张现实主义，后者主张浪漫主义。这两个社团的文学倾向代表着19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两股潮流。文学研究会的一批作家如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受俄国和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影响，以写与现实相关的问题小说著称。在译介外国文学方面，文学研究会以《小说月报》为主要刊物，刊载了大量托尔斯泰、泰戈尔、拜伦、安徒生、罗曼罗兰、“被压迫民族文学”、“反战文学”、法国文学以及俄国文学作品，为现代文学发生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虽然文学研究会在译介外国文学方面功劳不小，但其成员的创作水平却不是特别出色，不能见出外国文学影响的鲜明痕迹。从这个方面来说，文学创造社则十分突出，尤其是郁达夫和郭沫若，他们从文学内部情感出发，阐发了文学表现情感的特性，为现代文学开拓了更广阔的表现空间，较之文学研究会他们的作品无论是观念、写法都是比较欧化的。创造社以《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等刊物为阵地，翻译和介绍了包括歌德、海涅、拜伦、雪莱以及浪漫派、象征派、表现派、未来派等西方作家和文学作品，对创造社作家的创作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其中影响较大的如郁达夫和郭沫若的创作，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关系密切郁达夫博览西方著作，“留日时期，曾经读过德国、法国、英国、俄国、日本等国一千本小说，他是二十年代读外国小说最多的小说家之一”[15]。郁达夫将个人抒情融入了小说中，除了受屠格涅夫“多余人”的影响塑造了一批诸如《沉沦》中的“零余者”形象，更接受了日本“私小说”的影响，即看重内在心境大胆暴露自我。“私小说”鼓舞了郁达夫自我表现、自我暴露的勇气，为抒发五四那一代人共有的压抑和追求的痛苦彷徨而进行自我解剖，并肯定了情欲的合理性。所以《过去》《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这些小说中大胆的性描写，不能归结为粗制滥造的色情描写。郁达夫将“私小说”理解吸收，秉持“文学作品都是作家自叙传”的核心观念，以独特的文学创作开创了中国浪漫抒情派小说先河。对现代诗歌作出重要贡献的是郭沫若。郭沫若青少年时代就大量阅读过林纾翻译的哈葛德《迦茵小传》、司各特《撒喀逊劫后英雄略》、兰姆《英国诗人吟边燕语》等外国小说，这种积累对其后来的浪漫主义诗歌和历史剧影响很大。五四的时代精神与郭沫若的个人气质相融合，铸就了郭沫若火山爆发式的抒情方式。这种在破坏中创造的豪放性格使他对惠特曼情有独钟，并被美称为“中国的惠特曼”。郭沫若说：“当我接近惠特曼《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积郁，时代的积郁，民族的积郁，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到了喷火的方式，我从那时差不多是狂了。”[16]受惠特曼诗风影响，郭沫若创作了许多激情勃发的诗歌，把五四追求个性解放、独立自由的精神发挥到极致。《女神》的精神自由状态与雄浑豪放风格，是惠特曼诗歌精神的再现。郭沫若的诗歌，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艺术表现的多种可能性，也是对新诗的重要探索。
三、现代文学的高峰：翻译家兼作家——鲁迅
（一）翻译家鲁迅
鲁迅是现代文学史的一座高峰。他不仅是现代文学的重要建设者，也是杰出的文学翻译家。鲁迅很早就认识到译介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1903年翻译了法国作家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和雨果的《随见录》中的《哀尘》，后来译介活动不断，一生共翻译介绍了15个国家100多位作家的200多种作品。鲁迅认为翻译与创作相辅相成，“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绝不可抑压了一面”“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17]。在这种观念指引下，鲁迅的文学创作也达到五四时期的辉煌顶峰，他以精简而质量极高的文学作品奠定了其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尤其是对现代短篇小说的发展，立了五四文学的头功，在短篇小说形式方面也为后来者树立了典范。中国的现代小说在鲁迅手里开创，又在鲁迅手里成熟，这是文学史上并不多见的现象。五四开始的现代短篇小说的创作，就是由鲁迅的翻译和创作实践奠定了基础。鲁迅对待翻译和创作的态度是平等的，他将两者列为建设新文学的双剑。首先翻译对译入语文字、文学具有建设作用。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种‘叛逆’表现在形式上就是翻译中的删减、添加和意译……然而，不管翻译效果怎样，它无疑是不同语种间的文学交流中最重要、最富有特征的媒介，是比较文学的首要研究对象。比较文学家认为作家通过外国作品的翻译，领略到某些本国文学中没有的新的因素，并将其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在这过程中，翻译起到了媒介作用”[18]。鉴于此，鲁迅把翻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建设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来对待。他发明的“硬译”的方法，虽常遭人诟病，但他并不动摇，他的目的正是通过“硬译”，将外国文学中的新语言、句法、表达技巧等完全保留并输入中国，促进文学的血液循环，带动中国文学的发展。鲁迅说“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府外省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19]。这样的翻译目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改造与重建，起着强有力的催化作用。鲁迅创作的一系列小说也正是在他的翻译基础上，通过对本国文学的反思和对外国文学的借鉴，从而达到现代文学中一个无人企及的高峰。鲁迅最初的翻译受晚清文学翻译，特别是林纾的翻译影响很大。周作人曾经回忆他们在日本时，“对于林译小说有那么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钉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20]鲁迅最初的翻译受“林纾模式”影响，基本上是跟在林纾后面走的，随意删易、增补、改写原作。和林纾不同的是，他留学日本，通几国外语，思想比林纾开阔，在慢慢的摸索中逐渐萌发了原作意识，文学本位意识得到提升。《域外小说集》是鲁迅和周作人翻译的中国翻译史上第一部外国短篇小集。它的出版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王友贵总结其在文学翻译史上的开创意义表现在六个方面。首先是对短篇小说样式的推介与提倡。中国古代以章回体的大部头著作居多，短篇小说不发达，人们的阅读习惯也对短篇小说的发展不利。鲁迅的翻译使短篇小说在中国落户生根，并被读者接受。其次是文学本位意识的觉醒。《域外小说集》中所选小说以名家名著为选译对象，注重文学性，比之以前的无对象性，只为翻译西方思想的翻译模式更具有文学意识，同时，也将“纯文学”的观念播散开来。第三是关于直译的提出。鲁迅的原作意识促使他更加忠实于原文，忠实于原文的小说要素和细节。正如王友贵先生评价1909年发表《〈域外小说集〉略例》一文的直译理论说，“更重要的是，该文主张音译的背后，对于小说细节、小说要素的关注，显然以为中国小说注入新的理论、新的小说创作法则了”[21]。另外还有选目的文学眼光和注重原作的文学价值；开启了“弱小族文学”的译介，具有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域外小说集》共译15篇小说，其中有三篇是鲁迅的译作，俄国安特莱夫的《谩》《默》以及迦尔洵的战争小说《四日》。安特莱夫是鲁迅喜欢的作家之一，他的两篇作品《谩》和《默》的翻译对鲁迅的创作颇有影响。《谩》讲的是一位男士整日忧心忡忡，惟恐被人所骗，也恐被其女友所骗。杀死女友后，仍不能摆脱这种心理。整篇小说充满欺骗和恐惧感。《默》讲的是主人公一女子突然变得沉默无语，后来卧轨自杀，其母因此也沉默，沉默迅速传染开来，使整篇小说充满一种“幽默”（深深的沉默），一种孤独与疏离感。两篇小说渗透了作者对现代生活的沉思，对人类生存命运的担忧，注重心理描写，讲究氛围，没有什么故事情节。这种写法必然会让我们联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
（二）作家鲁迅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它的诞生与鲁迅所从事的文学翻译活动密不可分。鲁迅自称《狂人日记》的写作“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22]。的确在理。《狂人日记》是一种纯粹的心理病态描写，这在以前的中国文学史尚未有过。尤其是鲁迅在这部作品中采用了现代主义的写法，比如意识流，这是对中国现代小说技巧的重大革新。刘禾指出：“《狂人日记》通过俄国作家果戈里之手把一种极度分裂的内省之声引入了中国文学。”[23]该小说中的那种病态、孤独、黑暗的心理色调都与《谩》《默》有相似之处，同样注重心理描写而缺乏情节。鲁迅后来的许多小说都受到他翻译的俄国小说影响，《伤逝》《药》《在酒楼上》等，被一股孤独、忧愤与莫名的恐惧所纠缠，表现出世纪末的颓废和孤独感，心理气氛格外浓厚。《谩》《默》的世纪末颓废气息是一种对生存意志的绝望，这样的绝望在鲁迅《狂人日记》中便衍化为关于“救救孩子”的呼叫。另一部重要作品《阿q正传》，是批判国民性的集大成之作。在国民性问题方面，鲁迅曾受西方传教士斯密思《支那人气质》一书的影响，认真地研究过有关的一些问题。虽然他不能接受斯密思叙述中国国民的轻蔑口吻，但斯密思所说的确有他一些的理由。斯密思在《支那人气质》一书中说：“‘爱面子’是了解支那人的许多最重要特质的关键。对我们而言，失去性命而保留面子并不很吸引人，然而我听说，曾有中国县官被砍头时被允许身着官服保住体面，而视此为特别恩赐的！”这是实在的。于是鲁迅写了《阿q正传》，将他的思考熔铸在一个落后时代的中国农民身上，以阿q作为典型揭示中国国民性的劣根性。阿q爱面子，代表了中国人也是爱面子的。阿q就是中国国民的缩影。《阿q正传》整篇小说灌注着鲁迅对国民性格的审视和批判，这种批判与鲁迅作为中国这一弱小民族的主体地位具有深刻认同，且因受西方文学影响而将这种批判直接指向社会。继续分析《阿q正传》与西方文学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这个作品本身就是一个跨语际书写的产物。阿q不是鲁迅凭空想象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q正传》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受西方思想熏陶而产出的具有“中西合璧”的现代性质的文学作品。我们首先可以看到阿q的名字是中国乡村传统“阿猫阿狗”称呼的“阿”和英文字母“q”的组合，“传”一说，据韩南（patrickhanan）研究，可能受波兰小说家先珂维茨《炭笔素描》中“正当的传记”启发而来。周作人曾指出，鲁迅《阿q正传》所使用的反讽技法模仿了果戈里，波兰小说家先珂维茨和日本小说家夏目漱石。韩南进一步认为，阿q的原型就来自先珂维茨的另外一部小说《胜利者巴泰克》中的主角，一个有自我欺骗天分的波兰农民。当然，如果鲁迅没有接触到斯密思的《支那人气质》，没有对国民性问题深入思考，没有接触到以上所提到的诸位小说家的作品，我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不会出现《狂人日记》《阿q正传》这样富有深刻意义的文学作品。
四、结语
文学发展的方向是多样化的，但在五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文学的发展承受着不可遏止的双重动力。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逼迫着文学做出果断的选择——走向现代化。现代文学的发生，是伴随着对西方文学的翻译一路走过来的。无论从文学进化论观点，还是将文学与政治绑定在一起来解释文学发展的规律，都有充分的理由说，文学翻译对中国文学转型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从林纾的翻译小说、苏曼殊的翻译诗歌，到鲁迅的《域外小说集》，到《新青年》的大规模翻译介绍西方作家作品，再到鲁迅、周作人、叶绍钧、郭沫若、郁达夫的文学创作，这是一个互动过程，也是一个从翻译借鉴到独立创作的转化过程。新文学作家的双重身份，成为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交流的载体，多种文学的汇合，使他们在与旧文学的斗争中蜕变，在新思想中重生。他们通过对外国文学“本土化”的努力，将一些文学观念、文体样式、文学技巧、表现手法吸收进来，成为建设新文学的元素，刺激并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如果没有晚清文学翻译，就不会有五四新文学，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只能成为一次空洞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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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章朋